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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巴巾本人也带头崇佛，他布物于地令僧人坐踏，表示他对佛教的虔诚。
他广造佛寺，用玉石做建筑材料。他还规定，每7户乎民要负担供养一个僧人，即所谓“七户养僧”制度；同时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大臣蔡邦。多日所建江浦寺的碑文说：“赞普天子赤祖德赞恩诏，在堆垅江浦地方建寺，立三宝所依处，住有比丘四人，作为寺院顺缘之奴户、土地、牧场、供器、财物、牲畜等一并交付寺院，作为赞普常川不断的供养。”
说明政府拨给寺属庄园的制度已经确立。
热巴巾承袭赛那累的做法，继续把王朝军政外交大权交给僧官钵阐布贝吉允丹掌管，并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大臣。他对于反佛情绪和行为，一律严厉镇压。据说，他规定：“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
①从赤松德赞到热巴巾，由王室自上而下地推行佛教，有对内对外的双重原因。对内，它需要将那些利用苯教、分散于部落贵族和弄权大臣手中的权力集中统一到王室，并加以巩固；对外需要与周围佛教国家争夺土地和民众，并维持和平往来。唐元和四年（809），唐蕃议和，次年徐复往使，唐宪宗赐钵阐布以敕书。长庆二年（822），唐蕃舅甥和盟，热巴中以贝吉云丹为“却论”（教法大臣），与入蕃的唐使刘元鼎主盟。可以说，吐蕃佛教在促进西藏统一，提高藏文化水平，密切与内地的联系上，是有历史功绩的。但当时佛教密教部分，已经含有相当野蛮血腥的成分。传说赤松德赞的正后才邦氏揭露金刚乘密教：“所谓嘎巴拉就是人的头盖骨，所谓巴苏大，就是掏出来的人的内脏，所谓风凌，就是用人胫骨做的号，所谓兴且央希，就是铺开来的一张人皮，所谓啰克多，就是在供物上洒人的鲜血……所谓金刚舞士，就是带有人头骨做花鬘的人。”②这样的仪轨和用具，引起藏民的憎恨是理所当然的。
热巴巾的崇佛，受到“爱做坏事”的贵族们的极大愤恨。他们利用人民对于扶植佛教某些措施的不满，积极策划消灭佛教势力，并作推翻热巴巾的准备。①先把亲近赞普的长兄臧玛以占卜者预言中伤流放，途中被那囊妃芒末支毒死；次把忠于赞普的王妃昂楚玛与钵阐布贝吉允丹诬为通奸先后致死，最后，热巴巾在墨竹地方被大臣韦。达那巾等三人勒死。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热巴巾死后，达磨被立为赞普（约838—842在位）。他原是赛那累的第四子，由于他的禁佛，佛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界”，并在他名字前加上一个朗字（意为“牛”），因此，一般佛史称他为“朗达磨”，以表示对他的反感。这时，韦。达那巾任大论，朝政由反佛的贵族大臣把持，达磨成了傀儡。
在吐蕃历史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病疫十分频繁。一旦发生，往往成为宗教斗争的重大口实。达磨即位不久，重复了这样的事件，反佛的贵族大①《西藏王统记》。
②《贝玛噶塘》第79品，转引自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3页。
①《布顿佛教史》。
臣把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归罪于佛教，达磨的诏令说，“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印度妖魔的像”，是不吉利的象征，要想保护吐蕃的“好风水、就要”消灭佛教和寺院，让僧人们还俗回家。“②由此开始了吐蕃历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内容包括：停建、封闭佛教寺院，正在修建的一律停止，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用泥土封闭，小昭寺变成牛圈；破坏寺庙设施，如抹掉寺内壁画，许多佛像被扔到河里；毁烧佛经：镇压僧人，其中僧人上层被杀，中层遭流放，一般僧人还俗为民。不服从者迫令充当猎人，有的则被迫弃佛归苯。
这次禁佛运动大约始于838年，止于842年，时间并不长，但对佛教的打击却非常沉重，在此后的百年左右，没有起色。西藏佛教史籍称之为“灭法期”或“黑暗期”，此前则名之为佛教的“前弘期”。
公元842年，达磨在拉萨大昭寺前被佛教僧人自古多吉射死。围绕赞普的继承人问题，大臣们分成两派，分别拥护他的两个儿子永丹和欧松争夺王位。从此吐蕃王朝内部分裂，相互混战。各地将领拥兵自据，彼此争伐，原先的属部相继脱离吐蕃管辖。接着爆发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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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云南历来是我国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原始宗教普遍流行，又各呈异态。自唐代建立南诏国（738—902），云南大体统一，东北与唐内地沟通，西北与吐蕃接壤，东南同中甫半岛诸古国相邻，既有长期的和平交往，也有不间断地战争隔离，在文化和宗教上，也受到这三个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南昭亡后，经过短暂的战乱，成立了大理国（937—1253），接受汉文化的倾向愈益强烈，终于为元朝所统一。元朝以来诸王朝的宗教文化政策，对云南宗教的演变也有很大的作用。
从大理开始，云南就处在佛教国家的包围中。内地佛教可以从成都或交趾进入云南，然后经中南半岛同南亚诸国的佛教衔接起来：吐蕃佛教则直接进入云南西陲，又能沟通与尼泊尔、印度佛教的联系。
佛教史
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与云南接壤的缅甸骠国，早在5世纪就有上座部佛教传播，约7世纪，这个教派从这里传进今傣族聚居地区，后来情况不明。11世纪下半叶，蒲甘王朝重兴上座部佛教，再次从今缅甸景栋传入西双版纳，形成润派佛教；又有从缅甸传入德宏州等地的佛教，形成摆庄派。1277年开始有傣文的贝叶经出现。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下嫁第19代宣慰使刀应勐，随来之僧团携带大批佛像佛经，并在景洪地区兴建塔寺。不久，佛教又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傣族中。除早期的润、摆庄两派外，后又形成多列、左抵两派，所用经典，系巴利语三藏的傣语音译本，重要部分有傣语翻译。此外，傣语和布朗语的佛教注疏和著述也不少。
②参见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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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密教传进云南比唐代内地还早。据邓川大阿阇梨段么墓记，唐贞观己丑年（629），一个名叫观音的，自乾竺率段道超、杨法律等50姓之僧侣来到大理地区，传播密印，南诏奇王之朝密教大兴，号为阿阇梨教。其中杨法律为印度人，被尊为阿阇梨教始祖。
据传，840年来自摩揭陀的赞陀崛多，受到南诏王的崇敬。在鹤庆、越州等地传播阿阇梨教，创建三密道场，弘扬瑜伽。在9世纪来南诏游化的还有梵僧李成眉及其弟子禅和子等。872年，南诏王世隆（859—877）在弥勒造铁柱，于铁柱周围建寺庙，崇拜大黑天。事实上，阿阇梨教还带有明显的土著信仰色彩，特别是原始神祇和巫术等。
大理建国后，继续崇奉阿阇梨教。这个王朝自段思平到段兴智，凡22主，其中7主禅位为僧，一主被废为僧；所有官吏都必须是阿阇梨教徒。一些头面人物，也多以“观音”、“般若”等命名。阿阇梨教实际上成为大理国的国教。
元朝统一大理之后，阿阇梨教转向民间发展，曾成为反对异民族压迫的重要力量。明初曾禁止这里的密教流行，后设阿阇梨纲司严格管理。清政府更迭下禁令，限制越严。最后，在儒学和藏传佛教及内地禅宗的冲击下，阿阇梨教逐步失掉本有的特色，趋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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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续）（公元7—10世纪）
自隋入唐，交州名称废止。唐调露元年（679），于今越南河内置安南部护府，史称安南。
隋唐以来，交州依然是中国佛教与海外佛教交往的要冲。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益州明远，南游诃陵、师子而至印度，即以交趾为附舶的出发点。益州会宁于诃陵将译出之《涅槃经后分》寄往交州，676年，再由交州都督遣使送往京都。凡经海路向南、向西去的僧侣，大都以此地为中转站。唐代在这里传教的僧人也不少，洛阳昙润，善咒术，闲玄理，路经交趾，“缁素钦风”。原康居人僧伽跋摩，唐高宗时奉敕至交州采药，适逢当地灾荒，人物饥饿，乃每日设法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涕泣外流，时称“常啼菩萨”，大有三阶教的作风。
出自安南本地的名僧见于中国史籍的也不少，其中经海路求法者，有与唐僧昙润同游的运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涅槃经后分》就是由他送往中土的。窥冲是明远弟子，二人曾同时泛海经师子国至印度王舍城，其他如慧琰、木叉提婆（解脱天）、智行、大乘灯等，也都是冒险远游者。此外，还有一些应唐帝之请，入京讲经，与内地文士给交而知名的佛徒，如杨巨源作诗送别的奉定法师，贾岛作诗送别的惟鉴法师和黄知新居士等。沈佺期在安南时，谒九真山净居寺无碍上人，开首谓“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越南清化以北）。来安南弘化的印度僧人中，也有精通汉学，并知名于内地士大夫的僧人。
隋唐时期的交州安南佛教，实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