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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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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王城东南山行八日之如来苦行投身饿虎处,造浮图一所,并刻石铭颂魏功德。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和文化通过求法路线,自觉向西方传播的最明确的记录。

                 

  西域地区佛教

                 

  沿河西走廊到葱岭,是我国西域地区,那里早就有佛教流行,至法显、宋云时依然炽盛。法显记,于阗几乎全民信佛,居家门前,皆建小塔,小者亦有3丈许,有僧数万人,多习大乘,受国家供养。全国有14大伽兰,最著名的是瞿摩帝寺,有大乘僧3千人。4月1日开始行像,国王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拜佛像入市。门楼上夫人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行像到4月15结束,王及夫人始乃还官。民俗死后火葬,上起浮图,这是受佛教的影响。宋云亦记,城南15里大寺,住僧300人。但火化已限于民众,“王死不烧,置之棺中,送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这显然是儒家的俗习。

  自东晋南北朝以来,先后往来于阗的西域高僧名家有鸠摩罗什、昙无谶、沮渠京声、佛陀斯那(佛大先)、求那跋陀罗等。有许多重要的汉译经典,原本来自这里,或产于此地,如《贤愚经》,就是北魏时赴西域求法的昙学、威德等路经于阗,在于阗大寺无遮大会听法后整理的记录,其它如《华严经》、《涅槃经。后分》、《大品般若》、《胜天王般若》,以及《大集经》的《月藏经》和《日藏经》等,也有证据说明是出自于阗者,于阅的佛教文化和佛教义学相当发展,以至能够成为吸引诸多名僧游学讲道之地。

  法显所记子合国(新疆叶城)也是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国家,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宋云等称子合国为朱驹波国,不立屠杀,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则与婆罗门同。到六世纪中后期,阇那崛多路经此地所见,彼王已纯信大乘,诸国名僧入其境者,小乘不留,摩诃衍人请停供养。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诱导诸王子礼拜。城外内安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陀罗尼》、《华聚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12部,国法相传,防护守视。这里的大乘佛教似乎带有国教的性质。

  竭叉,即疏勒,佛教地位也很高,有僧千余,尽小乘学者。法显去时,正值国王作“般遮越师”大会,四方沙门云集,王及群臣如法供养,然后再以马匹珍宝等发愿布施;布施已,还从僧赎。据《日藏经》传说,于阗国本已荒芜,“今有三万大福德人,见于四谛,从沙勒国而往彼住”。如此,则疏勒曾向于阗大规模移民,并将早期佛教带进了于阗。唐译《华严经》将宋译《华严经》之“边夷国”改为疏勒国,谓其国牛头山,从久以来诸菩萨于中止住。这表明,疏勒佛教的业绩已得到后来于阗大乘的充分肯定,尽管它始终是小乘系统。

  此外,法显所经的鄯善国(新疆若羌县),国王奉法,有僧4千余,悉属小乘。其国僧俗,尽行天竺法,出家人更习天竺语文。■夷国(新疆焉耆)

  亦有僧4千余,皆小乘学,法则亦很整齐。

  宋云、惠生沿新疆南路西行,那时的鄯善隶属吐谷浑,佛教情况不详。

  由此向西至左末城(新疆且末),佛教明显地具有内地风貌。“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这是公元382年,吕光出兵焉耆、龟兹所带大的影响。

  捍麽(新疆策勒似北)城南有大寺,住僧300余。有丈六金像一躯,面恒东立,不肯西顾,于阗王曾封400户供养。后人于此像周围造像塔数千,悬彩幡万计,其中属魏国者过半,时间在495—513年之间;最早的一幅,是姚兴时代(394—415)。宋云又传,汉盘陀国(新疆塔什库尔于)在久远以前,曾向乌苌国学婆罗门咒,咒龙悔过,开通商路,但当时的佛教情况,未作记录。

  总的看来,葱岭自西向东,内地佛教和风习的痕迹越来越浓厚,到宋云经过时,天竺的影响已比法显时淡薄得多,开发中原文化向这一地区传播的,主要是后秦与北魏和北齐诸代。

                 

  佛经翻译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泽人与泽典最多的时期。据《开元录》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三年(589),经南北8个朝代169年,共有译者67人,译籍750部,1750卷。这个译经高潮,实发端于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402—413),传译的中心,则向多方向发展,北方有敦煌、姑臧、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在建康之外,还有广州、豫草及沿江地区江陵、襄阳、庐山等。佛籍译介的范围,比任何时期都要广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般涅槃经》、《华严经》、《胜鬘经》、《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与《般若》经类迥异的大乘经典竞相译出,由此开辟了佛性论和唯识论这一新的佛学领域,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的热门话题;同时,由南北二途分别传进了无着、世亲创始的瑜伽行学派的系列著作,如《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也影响几代佛学思潮。

  小乘经论的传译,日趋完备。作为小乘经典丛书的四《阿含》。自苻秦开译《增一阿含》以来,至南朝宋译出《杂阿含》,即全部完成。小乘不同部派的论著也大规模涌进来,一般称为“阿毗昙”,绝大多数属一切有部,如《杂阿毗昙心》、《阿毗昙婆沙》、《俱舍论》等,但也有属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属上座部的《解脱道论》和《那先比丘经》等。“阿毗昙”是采取论辩和解释名相的形式以发挥佛家思想的一种体裁,比起“经”的结构松散、语言模糊来说,体系严密,定义清晰,更易于吸引一类循文求义的知识僧侣。它的盛行,表现了人们探索外来佛教本意的兴趣在普遍加深。

  关于净土思想的佛经,既有重译,也有新译。其中《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观世音授记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无量寿佛经》等,影响较大。净土信仰到南北朝已经有了群众基础。密宗是唐代兴起的一个强大的佛教宗派,它的早期经典,自东晋就有译本流传,至此则显著增多,像《孔雀王陀罗尼经》、《八吉祥咒》、《七佛神咒》、《十一面观音咒》、《护法童子陀罗尼咒》等,大体可见,咒术渗入佛教早已形成专门经典,在南北朝占有相当的势力。

  佛教戒律在南北朝的译传异常集中,属于小乘的有萨婆多部(有部)的《十诵律》、昙无德(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弥沙塞律》)、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等:大乘戒律如《菩萨戒本》、《优婆塞戒经》等,也开始传进。戒律的流布,反映了僧侣成分日趋混杂,已经普遍感到必须用纪津进行整顿和约束的程度。

  此外,有关佛教逻辑的专著,包括大乘空有两宗,开始传进,如《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等。有关天竺佛教史料的译介也在加强,如《十八部论》、《部异执论》、《付法藏传》等;继鸠摩罗什的《马鸣传》、《龙树传》和《提婆传》外,还有《诃梨跋摩传》和《婆薮盘豆传》的译出。

  其它如数论师的名著《金七十论》,介绍天竺历法的《婆罗门天文》(已佚),介绍天竺多学科的《五明论》(已佚),也有所翻译。西游归来的僧侣竞相撰写旅途纪事,除法显的《佛国记》外,还有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宝云的《外国传记》、昙无竭的《历国传记》、宋云的《家纪》、惠生的《行传》,以及《历国传》、《扶南记》等,反映了当时内地社会通过佛教的交往,产生了对外来文化和外在世界渴望了解的需要。

  晋宋之际和南北朝的译经事业,在南北不同的朝代和地区情况有所不同。按照地理分布,大致可分4个译经集团:凉州的昙无谶译经集团自竺法护之后,沿河西走廊建立的诸凉和西秦等国,译事从未中断。道安时列凉土异经59部,79卷,《开元录》著录的有西秦圣坚译15部24卷,前凉支施仑出4部6卷。相对来说,比较寥落。及至沮渠氏建立北凉(401—439),译事有较大的发展。在这个政权控制的38年中,有译者9人,所出佛典82部,311卷(包括新旧失译),是历史上河西地区译经的第二个高峰,此后再未复兴。

  北凉译事发达的原因,直接出于沮渠蒙逊政权的建立。401年,蒙逊据有张掖,412年占领姑臧,420年灭西凉(国都敦煌),完全开通了向西域的道路,为佛教向内地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蒙逊本人酷信妖言巫术,为了求得佛菩萨鬼神的祐护,也支持佛教的译经事业。其中的主要译者是昙无谶。

  昙无谶,原籍天竺,游历过罽宾、龟兹、鄯善等地,最后转至敦煌、姑臧。他自称能役神使鬼,左右灾异,咒龙禁雨,令妇人多子,并能“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为蒙逊所敬惮,在西域号称“大神咒师”。他所译佛籍,《祐录》列11部,104卷,《开元录》刊定为19部,131卷。内容大略可分《涅槃》、《大集》、《菩萨戒》等三类。现存《大方等太集经》60卷,前30卷即是昙无谶译。其显著特点是强化鬼神系统和禁术咒语,把万物有灵和多神主义引进佛教。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域各族的土著信仰,也含有在汉地流行的十二生肖、二十八宿等传统的神话与迷信。《菩萨戒本》也很有特性,它一反小乘戒律动輙数百条的严苛琐细,而用“四波罗夷”法统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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