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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意识现量”，特指感官所得直觉在引发意识活动，并成为意识缘虑对象时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五根现量进入意识领域，但尚未形成概念时被给予的一种称谓，用传统的因缘说解释，这时的五根现量相当于意识发生的“等无间缘”。第三种叫“自证现量”，其实就是“心分”说中的“自证分”；这种“自证”亦名“亲证”，由于没有分别直取自境，所以也列为现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第四种“瑜伽现量”，即在熟知佛教道理和深入禅定基础上，对于佛教真理的直观亲证，亦称“现观”、“现证”。佛教历来主张，像“四谛”、“真如”等佛教道理，要完全把握，变成修持者自身的东西，必须扬弃语言文字的中介，使认识主体直接地无间隔地与所证对象契合为一，由此获得的认识叫做“无分别智”，是佛教全部认识和修习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陈那将这类认识也纳进了“现量”的范围，大大减弱了原先以直觉为全部认识起点的观念，提高了非理性认识的地位，给继续向神秘主义滑行创造了更多的条件。
所谓“比量”，在因明学中指推理而言。陈那在完善比量的形式和规则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此前的比量，通用宗、因、喻、合、结“五支”作法，陈那精炼为“宗、喻”三支。上述的“因三相”也是由陈那最后确定下来的。
这里的“因”，指作为推理根据的理由；正确的理由，必须具有三种性质，使宗、因、喻诸判断间的逻辑联系得以成立。此外，陈那对于运用因明形式可能犯的逻辑错误，也作了归纳，作为“过类”，组织到了他的因明学中，使因明的逻辑规则趋向严密。相对于五支作法的“古因明”言，陈那的具有“因三相”的三支作法，被称作“新因明”。
由于陈那把量论和因明作为取得一切知识和证得真理的基本手段，所以他幻想一旦成佛，便能体现真正的“量”，称为“为量者”，也就是无所不知，成了真理的代表。这是陈那的量论和因明学伴有宗教神学的又一表现。
佛教史
第四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下）（公元4—6世纪）
公元4至6世纪，相当于中国的东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陈述的方便，这里追记了此前三国与西晋的80年历史。
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各地豪强为镇压起义军风起云涌，不断发展和扩大着私人武装，形成遍及全国大小不等的军阀集团。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各路军阀间展开了武力兼并。公元220年，曹氏在洛阳代汉立魏，控制整个中原地区；继之，刘氏在成都建蜀称帝，占据西南地区；孙氏在建康（南京）立国为吴，统治长江以南，史称三国。这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形势的首次正式分裂。
曹魏政权统治初期，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大乱后的黄河流域得以相对稳定。魏明帝死后（239），曹氏集团开始衰落，政权为司马氏豪强集团所控制。263年，司马昭带兵灭蜀，265年，司马炎以禅让方式代魏，改国号为晋，280年灭吴，全国重新统一，史称西晋。自汉末以来，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和分裂，至此得到了短暂的安定。
西晋王朝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统治集团内部长期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209年，晋武帝死，皇室宗亲间爆发“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的力量消耗殆尽，届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贵族纷纷进入中原逐鹿，西晋的统一不过10余年，就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中。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316年，同族刘曜攻陷长安，俘晋愍帝，其余王室和门阀士族先后南渡长江，拥戴瑯玡王司马睿于建业建都，是谓东晋。东晋王朝的建立，开始了对江南广大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开发，也为开辟海上交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在政治上，仍然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只是由于几个大士族集团势力互相牵制，得以保持平衡，在不断地动荡中维持了百余年时间。
420年，出身于低级士族而又屡建军功的东晋将军刘裕，废除晋帝，建立宋朝。此后，江南地区政权迭经更替，先后经历了齐、梁、陈几个朝代，直到589年统一于隋。宋齐梁陈四代均以建业为国都，以长江流域为基地，与北方诸国长期对抗，史称南朝，加上原先的吴与东晋，又通称六朝。
在黄河流域的北方中国，自西晋灭亡后，有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几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16个国家，另外还有几个汉人控制的小国。他们之间也是战争连年，互相兼吞，最后基本统一于鲜卑的拓跋魏王朝。
鲜卑族原是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落酋长拓跋珪即代王位，同年改国号曰魏。398年，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史称北魏。
次年称帝，号道武帝。至439年，魏太武帝灭北凉国，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493年，魏孝文帝又迁都洛阳，改姓为元。
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任用大批汉士人为官，吸收和利用先进的汉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了统治。这一局势维持了一百多年。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东魏建都于邺，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贵族高欢手中。550年，高欢之子高洋代东魏称帝，史称北齐，建都洛阳。557年，西魏宇文觉代魏称帝，国号曰周，史称北周。577年，北周灭北齐，北方统一。581年，北周隋国公杨坚灭北周，建立了隋朝。589年，隋灭南陈，从而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南北分裂，中国重归统一。
从曹魏代汉到隋灭陈止，共计369年，总称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但在局部地区或短暂时期，又有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这使佛教在全国范围得到了多方位的传播。它深入社会的各个阶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撞冲激荡，参差交会，形成了独具中国历史特色的佛教思潮，影响甚至支配着南北朝一些大国的统治思想。
佛教史
第四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下）（公元4—6世纪）
继汉末儒家正统观念的崩溃，三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更深层的开拓。曹操曾起用“不仁不孝”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在实践上已经提出了对纲常名教的挑战。至魏末嵇康倡导“非汤武而薄周孔”，标志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达到了一种新的自觉。何晏、王弼开创“正始之音”①，发挥《老子》的宇宙观，突出《周易》、《论语》的地位，并作全新的解释。由于他们立意玄远，甚少务实，亦称玄学，或曰清谈。
玄学完全清除了两汉儒学的谶纬妖妄之言，而以简炼的文字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于它远离政治和实际生活，抽象的哲理性强，对于逃避或钝化当时残酷的权力斗争的部分知识贵族和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使玄学成了魏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态，尽管在思想内容上，玄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
非儒之风和玄学的兴起，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
“正始之音”是在汉末崇尚《老子》的风气中形成的，着重阐发“以无为本”的主张，一般称作“贵无”派玄学。支谶译《道行般若》（或另有灵帝时竺佛朔译本）几乎与《老子》在汉末的盛行同时。至于三国，研究《般若》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般若学。般若学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上层社会的开端，直到两晋，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
魏、吴两国对《般若》的讲习都有相当的开展。释朱士行曾在洛阳开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遂于甘露五年（260）西渡流沙，至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胡本。这说明洛阳听众对般若学的讲次，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过，魏自曹操开始，对黄老神仙术方士取羁縻政策，对民间的鬼神祭祀作为“淫祀”加以禁止，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嵇康曾讥讽过“乞胡”，表明游化洛阳的西域僧人已经引人注目。但佛教在社会底层的传播情况，则很难了知。见于僧传的译者，则有沙门昙柯迦罗、昙帝、康僧铠等。
昙柯迦罗，中印度人，于魏嘉平（249—254）年间来洛阳从事译经工作，①“正始”是曹魏年号，相当公元240—249年。
《高僧传》本传记：“于是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亦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更清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者，亦善“律学”，正元中（254—256），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
魏境的佛教特别重视对戒律的译介，反映出家僧侣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有了整顿和规范内部纪律的需要。当然，这也与曹魏对宗教的禁约有关。
曹氏集团与佛教的关系，是个历史疑案。据刘宋陆澄的《法论》序：“魏祖（曹操）答孔（孔融）是知英人开尊道（指尊佛）之情”。曹植据《庄子。至乐》作《髑髅记》，与佛教小乘的悲观厌世情绪极为接近。僧史称他读佛经，“能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为后人诵经所宪章；尝游鱼山，“闻空中梵天之赞，乃摹而传于后”，“梵天之赞”，简称“梵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