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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职。此后建的一些表忠祠等，也置都总摄，但主要是掌管祈祷修法事务。
任水原的龙珠寺的住持，称“八道部僧统”，负责检查全国僧尼风纪。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公元1591年，日本丰臣秀吉悍然派兵入侵朝鲜，第二年（壬辰年）日军攻陷汉城，史称“壬辰之乱”。此后，李朝联合明朝展开了英勇的抗日卫国斗争。朝鲜名将李舜臣与明将李如松、邓子龙协力，在1898年把日军最后逐出朝鲜。在朝鲜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禅僧休静及其弟子戎马上阵，立有战功。
休静（1520—1604），号清虚子，久住妙香山，世称西山大师。俗姓崔，21岁出家，从曹溪宗一禅（1488—1568）受戒，后到灵观（1485—1570）门下参禅。30岁经禅科考试，从大选升至教宗判事、禅宗判事。37岁舍职入山教授弟子。宣祖时一度因受诬告入狱，出狱后名声越来越高。日军入侵，宣祖任命他为“八道十六宗（按，禅、教二宗，八道合为十六宗）都总摄”，使募僧为兵。休静以73岁的高龄在顺安的法兴寺集僧1500人，并向全国寺院传械号召义僧从军卫国，弟子惟政在杵城乾凤寺集义僧700人，处英在全罗道集义僧1000人，灵圭在公州的甲寺集义僧700人，会兵归休静统一指挥。
休静的僧兵与明军统帅李如松配合，在牡丹峰战役中表现英勇，在收复平壤、开城和汉城中也立有战功。宣祖回到汉城时，明将李如松给休静送帖嘉奖，题诗曰：“无意图功利，专心学道禅，今闻王事急，总摄下山颠。”后因年老，把“都总摄”及事务交任弟子惟政、处英，往来各山寺刹教导弟子（李廷龟《休静大师碑铭》）。著有《禅家龟鉴》、《三家龟鉴》、《禅教释》、《清虚堂集》、《云水坛》等，对李朝末期的佛教有较大影响。休静有弟子千余人，以惟政为嗣法弟子，此外，彦机、太能、一禅也有名。他们四人的法系各成一派。休静在与日军对阵中多得力于惟政及处英、敬轩、灵圭的帮助。灵圭阵亡于锦山之役。休静的法系在战争结束后占据全国寺院的主流，一直影响到现在。
休静是朝鲜曹溪宗祖师之一，上承知讷，又受他师承的正心——智严一系的影响，实际属临济宗禅法。据他所著《禅家龟鉴》，可概述为四点：（1）重心性、圆相，说“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休静认为，心性佛性虽为“诸佛之本源”，但不可用文字语言表达，借怀让的话说，“说似一物即不中”，用图表示是一“○”（圆相），直接悟解这种佛心的，就是禅宗。
但众生的素质不同，为了适应传教、解悟的需要，又不能不借用语言文字“随缘”解说，形成通过言教传法的“教宗”（华严宗等）。他说：“世尊三处（传说释迦于多子塔前分半座，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涅槃后从棺中示双脚背）
传心者为禅旨，一代所说者为教门。故曰：“禅是佛心，教是佛语。”他对禅、教的分辨，一是说禅宗优于教宗，二是据实际传教需要，说教、禅均不可缺。李朝虽并七宗为禅、教二宗，实际上以曹溪宗为代表的禅宗则据全国佛教的主流。休静的理论对这一现况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2）顿悟渐修与融会禅、教。高丽和李朝虽分禅与教，但兼习禅、教的僧人很多，在诸教中尤以华严宗影响最大。
休静虽一再强调禅宗是“直入菩提正路”，但又认为，离开言教不可能使一切人内心自悟。他说，学者应先通过言教，了解“不变、随缘二义，是自心之性相；顿悟、渐修两门，是自行之始终，然后放下教意，但将自心现前一念，参详禅旨，则必有所得，所谓出身活路”。此外，修禅悟道还必须“持戒”、“护三业”、“断贪欲”，也需借言教才行。因此，除了所谓“上根大智”者外，教门是不可缺的，此即谓之“理须顿悟，事非顿除”。
（3）重视参话头，强调“参活句”。休静继承中国临济宗“参话头”的禅风而有所发展。他强调，对所参活头应从提出疑问开始，通过参究得到觉悟，所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他提出常参的话头有“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麻三斤”之类，认为只要真心参究、都可过关斩将，佛祖可期。他同时又强调，这种参究，“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所谓“活句”，亦名禅宗“经截门”，他指的是言说道断，思虑路绝。“没心路，没语路，无摸索故也”，所谓“死句”，属教门的“圆顿门”，他指的是以正常的推论思维去理解领悟，即“有理路，有语路，有闻解思想故也”。由“参活句”
所要达到的精神境界叫做“无念”，也就是《坛经》提倡的宗旨。休静说：“见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名无念，无念名解脱”。还说：“禅门密旨，则本无一念”。
（4）主张“念佛”应“心口”相应。高丽时代曹溪宗普愚曾主张“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将禅与净上统一起来。休静说：“念佛者，在口曰诵，在心曰念，徒诵失念，于道无益”，而主张“心口相应”。他认为从“本门”
（意指“真谛”）说，心外无佛，“守本真心，胜念十方诸佛”，但从“迹门”（意指“俗谛”）说，“实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念佛十声，可往生极乐净土。
休静的嗣法弟子惟政（1544—1610），字离幻，号泗溟，又号松云，俗姓任，自幼学儒书和李、杜诗，出家后在休静门下受禅法，壬辰抗日卫国战争中集僧兵于休静麾下，多立战功。战后奉国书到日本媾和，带回被俘男女3500人。有《泗溟堂大师集》行世。弟子应祥（1571—1645）继师形成曹溪宗的松云派。
彦机（1581—1644）是休静的另一位弟子，号鞭羊堂，著《鞭羊堂集》。
他的法系称鞭羊派。
太能（1562—1649）从休静受禅法，在壬辰卫国战争中从军御侮。因号逍遥，他的法系称逍遥派。
一禅（1533—1608），号静观，休静弟子。门下开静观派。
与休静同时在佛教界有重大影响的禅僧是善修（1543—1615）。他与休静一样都曾在灵观门下受禅法，曾受到光海君（1608—1622）的崇信。弟子党性（1575—1660）在壬辰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任判禅教都总摄，后受任八道部总摄负责修筑南汉山城，明崇祯九年（1636）清兵从北方入侵，他召僧数千人组成“降魔军”北上，闻清兵已退而还。善修的门下共分为7派，以党性的一派势力最大。
从高丽知讷以来，曹溪宗既无严格的组织系统，传法世系也不明确，至李朝时一些禅僧皆自命曹溪禅系，而在曹溪宗内实际传播的主要是临济禅法，一些禅、教二宗的僧人往往禅、教双修。休静先任“教宗判事”，又任“禅宗判事”，壬辰卫国战争中受任“禅教十六宗都总摄”，弟子也继任此职，可以说明李朝禅、教二宗融合的情况。李朝佛教至休静及其初代弟子时，稍见恢复，但经过不到半个世纪又受到压抑，日渐衰微。朝鲜在20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五、朝鲜近现代佛教继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法、美等国也开始派军舰侵扰朝鲜。此后日本利用它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和在地理上邻近朝鲜的条件，在侵略朝鲜方面走在西方列强的前边。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使朝鲜沦为它的半殖民地；1905年又强迫朝鲜签订《日韩保护条约》，掌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进一步成为朝鲜的保护国：1910年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占领了朝鲜。
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加强了对僧尼和寺院的控制，同时扶植日本佛教各派来朝鲜，扩大日本佛教的影响。
1911年，日本殖民政权“总督府”颁布“寺刹令”及“施行规。则”，规定全国置30个本山，各置住持；各本山再各置统辖下属寺院的“本末寺法”；有关寺院僧尼事务及寺刹土地财物皆受总督府的监督和控制。同时还规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建国纪念日）、“天长节”（天皇诞生日）、新尝节、神尝节（皆为神道教节日）、孝明天皇祭等，均须列入寺院的“恒例法式”之中，把寺院佛教活动作为奴化朝鲜人民的重要措施。此后又成立了“佛教振兴会”及“禅教两宗三十大本山联合事务所”等佛教组织。有不少朝鲜佛教僧侣被派往日本佛教系大学留学，日本各宗也纷纷到朝鲜传教。
由于受日本佛教影响，朝鲜佛教的结构有了变化，在教团内分成继续遵守汉译戒律的独身僧和带有妻室的僧人两派。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平壤设立佛教总教院，后改为佛教徒联盟中央委员会。美国侵朝战争，寺院受到严重破坏。1953年停战以后，修复寺院60余所。
韩国的佛教相当盛行，仍以曹溪宗最有势力。50年代以来，曹溪宗内部的独身僧派与娶妻僧派之间曾多次发生纠纷，后来娶妻派僧侣分离出去另成立了太古宗。在曹溪宗、太古宗外还有新兴佛教宗派圆佛教、真觉宗、元晓宗、佛入宗等等。
曹溪宗尊新罗时代迦智山禅派创始人道义为宗祖，以高丽知讷为本宗创立者，以知讷开创的“曹溪山修禅社”（在今全罗南道界州郡松广寺）为本山。最高首领称宗正，下设监察院、总务院、中央宗会。总务院下没有24个本山，本宗设立东国大学，还设有很多大专和中专学校，拥有寺院1315所，僧13000人，信徒约450万人（1971年统计）。
太古宗，创于1970年，虽在宗旨和传承历史上与曹溪宗一样，但以高丽时代晚期的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