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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职买卖也带来另一件颇令百姓诟病的事情，就是圣职的兼任风气。既然圣职可以花钱买到，且又带来实质上的利益，，不少人就特意兼任超过一项的圣职。这种行径固然引致神职人员素质低落，事实上他们也根本无法履行其牧职。由于兼职者无法同时现身在不同地区，结果在中古的后期，牧职人员不见踪影的情形颇为严重。虽然在信仰的取向上，一般中古的信徒多有异教色彩，认知真理的水平也未必很高，但他们却都是非常热衷“信仰生活”的人。举凡婚丧嫁娶都一定以教会定规的方式进行，且由神职人员主持。婴孩出生后也必须尽早举行洗礼，因他们认为，尚未受洗的婴孩一旦夭折，就无法进入天堂。但是许多牧区的神职人员根本不会出现！这些圣职既非出缺，故也无从另行委任，老百姓就只能摇头叹息了。单是圣职买卖一项，即招来如此多的弊端，其他的就是可想而知了。
来自体制内部的改革
这些腐败作风，令不少教会内部的领袖痛心疾首，并力主匡正改革。由于腐败的情况十分明显，故教会高层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只是许多弊端由来已久，必须从长计议，方能奏效。为此，教会乃采用大公会议的方式，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商议改革的方案。所召开的一系列“拉特兰会议”（LateranCouncil），也确实凝聚了一些共识。例如：一一二三年的一次，明令神职人员禁止纳妾，一一三九年的会议再度申令禁止圣职买卖。只是声明归声明，腐败之风并未减弱。其后的几次会议，尤其乏善可陈。最后的一次拉特兰会议，甚至是在改教爆发的一五一七年所召开。讽刺的是，这些会议所针对改革的对象，正是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可想而知，改革也就变成了空谈。这条路线的改革努力，至终宣告彻底失败！
在内部改革的呼声中，罗马教廷上演了一次发人深省的变故。原先教廷一直在罗马（Rome）运作，由于种种原因，却在一三○五年搬迁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France）去，并且事事受制于法国的干预。教廷不得已于一三七七年搬回罗马（史称“教会被掳巴比伦”）。然而一些教廷高层人士，却在罗马教皇之外，另行选立一位教皇，并让他回到亚威农去。欧洲出现了两位教皇之后，各国王侯就可按照自身的需要，各选其中一位作为承认与效力的对象。为了解决这局面，部分人士乃宣布原先的两位教皇无效，另立教皇。如此一来，原先的二位除不肯善罢甘休外，并拒绝下台。欧洲因而出现了三位教皇的诡异局面。教会改革的需要，益发明显。为此，一些教会领袖，连同大学的一些学者，联手提出“议会改革”的方案，号召在教皇掌控的“拉特兰会议”以外，另行召集会议，推动改革。这个于一四一四年召集的“康士坦斯会议”（ConstanceCouncil），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三位教皇的尴尬局面，又提出以“议会”来制衡教皇的权柄，以期达到改革的愿望。只是当结束纷争的教皇站稳之后，就明令禁止“议会改革”的运作。内部改革的努力，从此也就无法抬头了。
来自教廷以外的改革
教会需要改革，人尽皆知。一些堪称表率的典范人物，就成了大众学效的榜样。彼得·瓦勒度（PeterWaldo，1140～1217年）就是其中之一。在清楚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这位商人变卖了产业，专心过着贫穷的传道生涯；为了方便听众，瓦勒度亦将圣经翻译为自己家乡的语言，作为传道之用。他的精神感动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瓦勒度派”出现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这些人甘受贫穷、专心传道的表现，无异在指控教会高层的奢华与放纵；故也因此受到压制和迫害，甚至被斥为异端。逼迫并无法消灭这股属灵的热忱，瓦勒度派反而在压制之下扩散开来，其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中世纪的末年，在欧洲大陆中部与东部尤其明显。
至于与大陆一水之隔的英国（UnitedKingdom），则于十四世纪出现了著名的改革家约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1329～1384年）。他出身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眼见教会的腐败，威克理夫遂透过写作、授课、讲道抨击教廷的教导与行径，指出教会乃神子民的群体，而非教廷指挥之下的附属品。威克理夫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怀抱改革思想的追随者，他们将老师的言论带到四周的城镇去，又发展了自己的组织与教廷对抗。威克理夫最为著名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由于当日的圣经一直采用拉丁文版本，故一般百姓根本无从理解其中的内容。威克理夫主张，任何人都有权透过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圣经，于是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英文圣经。教廷固然视之为异端，却也无法有效地制裁他，倒是强迫他离开了牛津。这位推动圣经翻译的改革家，在离开牛津两年之后与世长辞。然而他的追随者却将他的思想，有效地散播在英国人的心中，为日后英国教会的改革提供了动力。
在欧洲大陆继承威克理夫改革理想的，是来自捷克（Czech）的神职人员约翰·胡司（JohnHuss，1374～1415年）。由于深受威克理夫的影响，所以他也同样强调圣经的权威、抨击教会的腐败，包括贩售赎罪券的行为。胡司的言论自然不能见容于罗马教廷，甚至被逐出教会。但是他的教导甚获当时捷克人的欢迎。当教会领袖在康士坦斯（Constance）召开议会，以解决三位教皇并列的困境时，就传召胡司前来解释他的立场。胡司应讯出席，却在会上被斥为异端，当场就被活活烧死，成了改革运动的殉道者。支持胡司者事后组成独立的教派，与罗马教会分庭抗礼。这股改革力量在欧洲大陆上一直存在，也影响了日后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
改革的浪潮不仅在其他国家出现，也浮现于罗马所在的意大利（Italy）。到了十五世纪，罗马教会的一位神职人员萨沃那柔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年）也领导了一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改革运动。此人是一名修道士，透过讲道带动了改革，又将当日腐败、凌乱的佛罗伦斯（Floence）地方教会，改变成修道院般的模范教会。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萨沃那柔拉免不了批评教会的腐败与不当，并因而被教廷驱逐，最终受火刑处决。这位改革家其实就是罗马教会的自家人，但至终也因推动改革而被排斥。大家不禁会问：教会果真无药可救了吗？黑夜到底还有多长？
神既是教会的主，他就不会离弃自己的教会。其实到了第十五世纪末年，欧洲的文化与思潮也都为教会的改革作好了准备。此时的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气象。文艺的抬头，带动了对古代文献的珍惜与研究。圣经作为古代文献之一，其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改革思维因而逐渐散布开来。虽然就外表看，这时期的改革皆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萨沃那柔拉被烧死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马丁·路德的怒吼便于一五一七年出现于德国（Germany）。宗教改革时期也随着路德的出现而到来。教会的主始终是信实可靠的上主！
问题研究
一、教会在外表上的成功，往往带来内在的腐败。你认为我们可以如何防备这样的情形出现？
二、中古时期的改革都不成功。你能归纳出招致失败的各种因素吗？
三、改革的推动，往往在于领袖人物的付出。从这些改教先驱的身上，你学会了什么？
阅读建议
如果需要，可进一步参看以下一些从论教会历史的书籍：
一、祁伯尔（KuiperB。K）著，李林静芝译：《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二、余达心著：《基督教发展史新译》，台湾：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一九九四年。
关于中古时期的教会，可参阅：
李振群著：《透过二千年之卷二：中古教会》，西马：协传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2课 九十五条惊天动地
前言
十六世纪是一个弥漫新气象的时代。典型的例子，就是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在世纪的交替的时刻（1492年），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为欧洲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憧憬。然而此时刻的欧洲也充斥着不安与变革的迹象。社会、文化的发展，导致日后所谓的中产阶级逐渐出现在许多城市中，冲击着中古简单的农民、贵族的社会的结构。教会改革的失败则引来了普遍的反感。大学里面的学者皆意识到变革更新的需要，翘首以望新的改革动力。一般农民与基层人士更是对现状愈来愈不满。惊天动地的变革条件，似乎都已经预备好了。与此同时，宗教热诚的火炬仍然透过修道院赖以维持。一些修道士仍然坚持理念，透过刻苦、敬虔来展现对信仰的忠诚，以祈获得神的喜悦。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就是其中一位。
路德与“九十五条”
马丁·路德生长在一个不甚富裕的矿工家庭。在节衣缩食情形下之，一直努力读书的他，终于进入了大学，修读法律的博士学位。然而，他心中一直盘旋着一个相当恼人的问题：罪人要怎样才能获得圣洁神的恩惠呢？这份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关注，使他毅然离开法律的学习，加入了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一心要按照当时的观点，透过克苦己身的方式来换取神的悦纳。在修道院操练的同时，马丁·路德也开始修读神学博士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