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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范围。基因革命的成功，与生物科技工业的发展，与专利权的保护和竞争性有直接的关系。科学界已普遍接受基因革命的成果，他们所需要的是应用这些成果的伦理原则。同时为保障雇主和保险公司的投资，基因工程从业者应尽力搜集更多数据，用以评估遗传所致的发病率，以及其他非遗传致病的风险，雇主和保险公司在得到当事人同意后，可取得他们的遗传资讯。但他们需要根据已被证实的医疗风险来作为雇用员工和决定保险费的标准，而非根据基因缺陷的潜在风险。同时政府所设立的公众保险制度（如美国的medicare）应供给那些缺乏充足医疗保险的遗传病患者额外的保障。转基因的农作物制造商应保障他们产品的安全，有效地训练用户（农场工作者）正确地使用这些产品。政府也应该详细检查这些转基因食物对人体和生态的影响，约束制造企业对公众卫生和环境保养负责，不随便容许这些农作物进入食品市场。科技是人类的发明，本身是中立的，在乎科学家如何应用。基督徒不应固步自封地拦阻科学的发展，而应踊跃参加监管这些伦理原则的制订。
五、人的生命是神直接的赐予
神造人时，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参创二7）。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乃神直接的赐予。神创造了第一对夫妇，给他们生养众多的能力，全人类的基因库是源于亚当、夏娃的生育潜能，这也是神所赐予的（参创一28，二24）。虽然基因治疗可以治好某些身体细胞的缺陷，但我们不该以这种技术来改造性细胞的基因，因为除了技术上的困难之外，更重要的课题是：人的基因库是造物主所赐，我们无权擅自更改。性细胞的改造会否剥夺下一代选择自己生命方向的权利？同样的理由也可应用在复制人的伦理问题。圣经强调“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一二七3）。不孕的夫妇若可用丈夫和妻子的性细胞在体外受精，再以人工方法放入妻子的子宫而成孕，这乃是神赐人医学的技能，诞生神的产业，属于管家的责任的一部分。但若体外受精的胚胎干细胞只为作研究的目的来培育，那末免冒上侵犯人权的可能性，而且有些体内发展迅速的细胞，如骨髓细胞（bonemarrowcells）、胎盘和胎血都可以被培养成为有发展潜能的细胞，不一定要采用胚胎干细胞。复制人因为是无性生殖（按：以成人的细胞核放入切除细胞核的卵子，放入母体子宫成孕），缺乏正常有性生殖的重组作用（按：精子与卵子的基因不同的组合，使子女有不同的特征），而且会缩短复制人的寿命（例如复制羊多莉因多病早夭），即使这些技术可以改进，复制人永远活在没有自我尊严的身分危机中，成为次等的公民！虽然绝大多数的文明社会都支持禁止复制人的方案，但主要的根据是安全问题。基督徒需要以圣经的原则，提供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论据，防止有些没有道德标准的科学家，在胚胎研究和复制人的企图中侵犯人权。
六、人代表万物与神和好
人类是神最终的创造，亚当从“地上的尘土”被造，死时也要归于尘土（参创二7，三19）。神将万物都预备好了才创造人类，因为人需要依靠万物来维生，人像其他活物一样，需要食物来维生。人和各活物都需要生存的空间，神同样要他（它）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参创一22～28）。神在创造的次序中，首先造天地，最后造人类，但在救赎历史中，首先有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最后才有新天新地（参约三5；林后五17）。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等候在主里身体复活，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参罗八19～21；林前十5、22～24）。作为神的形象，人是神在万物中的代表；作为世界的形象，人在神面前代表万物。因此人的坠落导致人三方面的隔离：（一）与造物主，（二）与别人，（三）与其他受造物。使人逐一失去精神上、社交上和身体生态上的健康。在医治的过程中，人需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与人、与物和好，否则人是无法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得到完全的医治（参腓二15，三12～15）。基因革命只能改进人的物质生活；人最终的归宿，是身、心、灵的整体救赎。
七、主耶稣基督是人类惟一的盼望
没有人见过神，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将神表明出来（参约一18），万有“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一15、16）。基督是首先的，他在一切被造物以先，万有都靠他而立（参西一17）。神“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西一19）。基督是神完美的形象，他是万物的中保，是人与神中间的桥梁，也是掌管和托住万有的主宰。新的创造从基督而来（参林后五17）。信徒藉着信心与主同死同复活（参加二20；罗六8），所以基督是人效法的对象。人蒙神称义，而且他要“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复活）的身体相似”（腓三21）。在主再来的国度里，复活的主与信徒一同作王（参太二十八18；启二十6）。主再来时，人的身体复活才是万物得赎的日子，人不能在基督以外寻找彻底解脱人类的痛苦和征服大自然的途径，因为天地的主宰是主耶稣基督，而非地上的政权或科技。在新天新地中不再有死亡和疼痛（参启二十一4）。
基因革命会在二十一世纪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少的基督徒已投身在基因革命的前线，如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总监柯林斯（虽然他对人类来源的解释偏于神导进化伦的立场）。正如驰名于世的护教大师路易斯（C·S·Lewis）在人文主义充斥的学术论坛为主作中流砥柱那样，相信我们也可以面对基因革命所带来的挑战，作出以基督徒立场为出发点的一些正面回应。我们也应求神智慧和力量，一同在生物科技的冲击下，作出明智的选择和贡献。
问题研讨
一、基因革命不单有治病和改良生物品种的潜力，也可帮助人类增进他的本能；如好莱坞的超人（Superman）和摧毁者（Terminator）等的科学幻想人物。实在已有人组织Transhuman社团和宗教，企图鼓吹用科学来改良人类的品种。基督徒应如何面对这种趋势？
二、人类基因资讯已成为商业产品，如冰岛（Lceland）已将其人民的基因库卖给Decode生物工程集团，企图使用这些人类基因蓝图来鉴定遗传病的基因，和发展治疗的特效药。但同时人民的基因数据不再是个人财产，人民有因不利的基因资讯受歧视的危险。政府应如何保障人民的私有权利？圣经对平衡个人私有权和公众利益之间有何教导？
三、作为神的好管家，基督徒应如何以为主发光的态度，来谨慎处理基因革命带来的挑战，而又同时有效地为神发展他所赐的基因资源？
阅读建议
一、潘柏滔：《遗传工程与人的未来》，台北：雅歌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初版，一九九七年再版。
二、潘柏滔：《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伦理初探》，载于《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三十期，第一六三至一八五页，二OO一年一月。七项圣经原则引用自此文章。
十。特殊议题篇 第99课 基督徒看祖宗祭祀／邢福增
楔子
一位基督徒跟我分享她与丈夫一起到中国内地出席乡间长辈丧礼的经历：丧礼以道教仪式进行，由“喃呒先生”主持，其中有一环节要求所有在场者下跪，各人悉数跟从，惟独这对基督徒夫妇没有服从指示。“喃呒先生”再次重申所有人都要跪下，两位“独立独行”者内心不无挣扎，究竟应该随俗，还是坚持下去。这时，“喃呒先生”看见两人没有异动，就没有理会他们，仪式继续进行。这对夫妇立时松一口气，内心不住祷告谢恩。
也许你没有上述经历，但面对未信主亲友离世，而丧礼又渗杂着各种佛、道或民间信仰仪式时，许多基督徒均难掩心底的疑问，究竟基督徒如何看待这些传统的祭祀仪式？若果拒绝不参与，便被长辈斥为不孝。相反，参与其中，又恐怕会触及拜偶像的禁区。同时，基督徒在离世先人的灵位、墓前能否鞠躬、跪拜等，也是不少信徒内心的实存因扰。
打从天主教于明、清时期传入中国，中国基督徒便已面对如何看待中国祖宗祭祀的问题，笔者曾在另文作详细的讨论，不再在此重复。本课题为《基督徒看祖宗祭祀》，笔者将从两方面来作探讨。第一、从了解与认识的层面来“看”，窥探在仪式背后所反映华人的需要，特别是灵魂与死后世界的问题；第二，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尝试指出一些基督徒需要留意的地方，作为我们回应时的参照。
知己知彼
在中国教会历史文献里，我们常看见西方传教士以AncestorWorship来形容祖宗祭祀，究竟祖宗祭祀所指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毋庸置疑，祖宗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也就是离世的亲人，凡与“祖先”有血缘关系者，均须履行其在“祭祀”仪式中的相关责任与义务。扼要而言，仪式包括两方面：丧葬礼仪与祭祀礼仪。前者指人死后至下葬期间进行的各项仪式，参与仪式者主要是死者的直系家属，至于其他亲友的角色，相对而言则较为次要；后者则为定期在坟墓前或祖先灵位前的祭祀仪式，参与者主要是死者的家属及子孙。
从丧葬仪式到日后定期进行的祭祀仪式，基本上可视为华人如何处理“死亡”及“死后生命”的仪式（deathritual）。这些仪式大多按道教、佛教或民间信仰的传统进行，故祖宗祭祀本身难免有其宗教性。不过，由于祖宗祭祀的对象特指定为与后人有血缘关系的先人，故其同时具有浓厚的孝道精神。宗教与伦理的双重关怀，在构成祖宗祭祀的本质，也是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忽视的现实。
一、人死如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