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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武斗”的政策，群众也反感打人，所以公然鼓吹打人的文告并不多见。
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感到了红卫兵打死人现象的严重，林彪、周恩来等领
导人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市委发《紧急通知》进行劝说，这才在９
月上旬，逐渐遏制了暴力现象急剧蔓延的势头。
在破四旧过程中，一些红卫兵也依据当时中央的政策，提出“要用文斗，不用
武斗”。在红卫兵中具有很高权威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
和清华附中红卫兵都散发过含有这样内容的通令、传单。他们的这些文告是在响应
当时中央的政策宣传，或者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指点，对限制和遏制暴力的发展都起
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他们的文告与行动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
于制止武斗并不是很认真的。９月５日之后，“西纠”多次发布通令，要求“严禁
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６３〕，但就是这个西
纠的主要发起组织和主力之一，北京六中红卫兵并没有因为西纠自己的通令而停止
打人，９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他们将本校学生王光华抓到“劳改所”毒打致死；１０
月初又残酷折磨本校职工徐霈田致死。两起命案的主要责任人都是西纠队员。直到
１１月１９日和２１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人直接到现场过问，北京六中红卫
兵的劳改所才得以解散。为了对抗人们对红卫兵暴力的指责，西纠在发出反对武斗
的通令之后不久，又发布通令声称：“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复
辟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
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
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
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
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６４〕”清华附中红卫兵
８月２７日发表《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提
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打人“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他们（指斗争对象—
—引者注）的灵魂”。但是，就在这个传单发表的前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还在本
校召开的斗争会上疯狂打人〔６５〕。
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引导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不能打击红卫兵和
革命群众，不准对打人的红卫兵实行法律制裁。公安部长谢富治８月下旬在北京市
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
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８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
责人座谈会上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
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
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６６〕”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不是谢富治
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的政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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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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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四，破四旧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红卫兵破四旧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声势，动员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波及到社会
的各个角落，触及到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显露出破四旧运动隐蔽
的问题——它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运动最初的两个月内并不清晰
。中共中央５月１６日《通知》对此只作了原则的阐述。７月下旬以前，主持中央
工作并领导运动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运动主要限于文化教育界；领导群众运动的
是党委或者工作组。因此人们多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革命，还
是以党内斗争为中心的全面的政治革命？主要的斗争或者审查对象是文化教育界的
领导人、知识分子，一般党员、基层干部，还是党内各级直至中央的领导人、当权
派？运动由党的各级组织领导，还是脱离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体系，在中央领导下
，放手让群众自己去进行？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
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中共高层领导开始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政治意图。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运动如何领导，如何推进仍然不甚明了。大部分领
导人对运动很不理解。
８月１日毛泽东给与工作组发生冲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
的支持，其意图应当是鼓励青年学生与工作组斗争，突破党的组织体制的限制开展
运动。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与百万群众见面，接见红卫兵，同时新闻媒介披露了
中央领导人事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位领导人，刘少奇的地位下降
。就在运动的主要目标逐渐揭示出来的时候，８月２０日红卫兵开始了破四旧的行
动，并且迅速抢占了群众运动的风头，盖过了同一时期各地学生批判工作组、冲击
党政领导机关的活动。
破四旧运动所以得到迅猛发展，除了红卫兵自身的原因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许
多领导者的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综观中央的基本政策，第一是支持红卫兵和群众
的破四旧运动，第二是要求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在官方的传媒和公开的报道中，偏
重对红卫兵的赞扬和支持，而不见诸报端的中央领导对红卫兵的讲话，则偏重讲问
题，讲政策，纠正偏差。在这样原则下，领导层的态度有微妙的差别。林彪的讲话
偏重赞扬红卫兵的破四旧。他在８月３１天安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赞扬红卫
兵的破四旧，当时也针对暴力的泛滥，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周恩来则偏重讲政策，同时也支持红卫兵的行动。周恩来在群众大会和接见红
卫兵的场合反复讲党的政策，纠正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对制止和减轻红卫兵暴力，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基本前提仍是肯定而不是否定破四旧。中央领导人
讲话的这种差别，合乎情理地被普遍理解为宣传中央精神的一种分工配合，而不是
矛盾或者对立。公安部长谢富治曾经在公安系统内部讲话，要求民警支持红卫兵。
他的讲话束缚了公安部门的手脚，助长了红卫兵的违法行为，作用恶劣，但是这也
是贯彻当时的中央政策，并非另搞一套。
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起突出作用的是中央的新闻媒体。从现有资料看，首先热
烈报道、支持破四旧活动，并且把它推向全国的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等中央的传媒。８月２０日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行动，２２日新华社即予以报
道，以后连续几天《人民日报》等报刊都做了大版面的赞赏性的介绍和评论。接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纷纷跟进，发表赞赏性的社论、报道，英雄模范、先
进人物也争相在报刊亮相，表示支持。有组织的宣传声势一如批判“右派”、批判
“三家村”等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但是红卫兵的破四旧与以往的群众运动不同，
它不受基层党团组织的指挥，因而吹捧容易，管束难，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现在还不清楚支持破四旧的具体决策过程。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