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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团体从新泽西洲来，要我给他们讲道。我讲完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出去到另一间房间去买书去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男人坐在后排，一直都安静地听我讲的每一句话。当领队来跟我谈些教会事务时，这个男人忽然走到我床边，说：“从前谁教你佛经的？”我立即回答：“ 杨仁山先生。”他深深地对我一鞠躬，使我莫明其妙。“杨先生教出来的弟子居然会变成基督徒，真难叫人相信！”他直摇头。那是真的，杨仁山博学多闻，曾任过驻法大使。他笃信佛教，对佛经素有研究，家里房子又大，他就在家里设佛堂，讲佛经。还在家里开了一间印刷店，专门印佛教的书刊。后花园里又造了一间庙堂，供虔诚的佛教徒住宿。我和朋友们在那儿住过许多次。记得我们三个女孩子，特别虔诚，日夜都诵经求告。每个星期天下午，就在杨大使的厅堂里，学佛经。洗脑真洗得澈底。
这位先生现在承认了：“我今天实在是来做侦探的。我离基督教的道理很远。我来是要捉你的错，好公开证明你所讲的，事实上你自己都不懂。但是我捉不到。我来的时候，离开耶稣很远，很远，现在也许只有一寸的距离了。”
我回答说：“不论你现在离得多远，一寸也好，一里也好，如果你不入门，还是门外汉。”接着我进一步向他证道。后来，我的同工黄惠慈小姐带他到另一间房间去谈道，后来他公开表示接受了主耶稣。
第廿三章 远征费城
是个寒冷的十一月早晨，天还未亮，我抖索着手拨电话给我的朋友丽安女士。她住在马利兰州的银泉镇。电话铃一直响，我一直默默祷告。如果她今天没空，我们要坐救护车到医院去的话，这一程长途旅行，一定会要了我们的老命。
一声睡意朦胧的“哈罗”，接着是热烈、甘心的同意，草率的安排，我们的朋友就上路到我们家来了。她破记录地用二个半小时完成了一百廿五英里的路程，一路开车到我们家来。
两天以来，我们想像中最糟的事终于发生了。中国玛丽眼睛疼痛得厉害，头也痛。起初，她像往常一样，尽量瞒住我们。后来，实在痛得忍不住了，我们才发现，赶快打电话给医生。几年前，医生就警告过我们，如果中国玛丽眼睛剧疼的话，就是绿内障（青光眼）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而且延迟开刀的话，还可能致命。所以我们这边在四小时内，诸事都预备妥当，动身上路了。
所谓的“我们”是一个很谨慎的说法。你知道“我们包括谁吗？除了病人中国玛丽以外，还有同工苏珊娜还有一满车我们认为非带不可的“必需品”。丽安开的旅行客货车，是最大型的。却给我们挤塞得只留下一点点空位，好让她从后窗中得到一细丝的能见度。在中国住院真是什么日用品都要随身带，甚至家人还送饭给病人吃，留在医院里照顾她。我们没有在美国住院的经验，所以还是“有备无患”的多带点好。我们的眼科专家，黄路加医生在费城的眼科医院当职。他跟我们很熟，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我一定坚持跟中国玛丽一道来医院的时候，他也不劝阻我。我和中国玛丽自从回美国以来，廿三年之久，从来没分离过一天。现在我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年老，几乎全盲，又正在痛苦中的她——一个人离开我到医院去！黄医生神迹地（这是他用的字眼）办好了我也同时住院的手续，虽然医院已经挤满了病人。病历表上，黄医生注明我早就应该利用特殊精密的光学仪器，来接受一系列的检验。第二个神迹是，从医院当局得到许可，让苏珊娜跟我们住在同一间病房里，做“助理护士”。我们答应替她付病人住院的同等费用。第三个神迹是真的得到了一间三人住的空房。诚然，我们的主常常做不可能的事。医生曾经叫我们每十五分钟，替中国玛丽滴一次眼药水，减轻她眼部的压力和痛苦，就是到医院去路途中，也要照时点。至于我，像这么长的旅途，廿年来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去费城考美国公民证的时候。我不能坐轮椅，更怕人推，因为一推动我就头晕眼花。想到要再去费城，坐这么久的汽车去，真好像去月球而没有压缩舱一样，想到都要呕吐了。
我请求丽安：“请你能开多慢就多慢。每十五分钟在路边停一会，让我恢复一下平衡。”她很巧妙地试图解释给我听，“高速公路的规则”，又是什么“最低速度”。我不大懂，我只晓得我可能半路就晕车晕死了。她真的尽她的本份，把速度降低为急速的爬行，又每十五分钟就打信号，在那四条线道的公路边停下来，让我喘一口气，让苏珊娜替中国玛丽滴眼药水。我们大家都随着旅程的进展，紧张得满头大汗。我们不住的祷告，有时出声，有时无声，祈求主带领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关。当丽安开到公路的最后一个三叉口，要转入通往费城的公路上时，她把车停在“只准紧急时停车”的牌子下。苏珊娜又点了一次眼药水，我呢，抓紧前面椅背，免得天地在我身边游走。那时，庞重的货车，疯狂的汽车，，紧靠在我们车窗边，飞擦而过。我们车子两边的窗子，还是用纸板挡着的。因为几天前下过一场小雪，我们两个老人都受不了那白灿灿的反光。丽安没时间看地图，或者问清楚路线，我们五点钟就把她从床上叫起来了，她也即刻就离开了家里，她已经把这件事交托给主，相信到了时候，神必预备。
在她再次换档开车以前，尖锐的警笛声突然响起，两辆警车即刻“哧”的一声停在我们旁边。一个彪形警察，穿着笔挺的制服，戴了太阳镜，大踏步地走近丽安的车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停在紧急地带，知道不知道？”“警官”丽安回答，“我们是紧急事呀！我在尽量赶快送这两位老人家到医院去。”
他一看我们情形，即刻明白而同意了。丽安又告诉他，自己不熟去医院的路，他马上叫一辆警车去执行别的职务，他自己对丽安说：“跟着我就行了，只要紧跟在我后面，红灯，车速都不用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警车上的红灯，又闪又转的活动。总有半小时之久，警官领我们冲过红灯和拥塞的车辆。那时正是大家上班的时候，我们在车辆中窜进挤出。我相信我当时已经昏眩过去，以为醒过来第一眼看见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亲在天门口迎接我。
终于，我们以急刹车方式停了下来，正精确地停在医院的挂号部门口。警察替我们找到黄医生以后，以手揭帽表示回答我们的致谢，就离去了。这位警察做了神派给我们的天使！因为神曾应许：“因祂要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诗我91：11、12）。这次对我们来说是：“免得我们在费城的市区迷宫里走错路。”
电梯离大门只有几码远，丽安还是叫了两架轮椅，实习医生帮忙扶我们出来，入电梯。丽安留在车上看行李，而且车子只暂时以双停方式停在大门口。同时，她请电梯生再开下来拿我们的“必需品”。这个电梯生是位年岁大的人，他管我们叫“三位祖母”。他送我们上去后，真的再开下来，以为只有三个那种出门过夜的小旅行包好拿，谁知丽安大包小包的，一包包拖出车来，有器械、有行头，还有“古古怪怪的东西，像古时乡下包扎东西那样扎成一捆捆的”。他真以为自己的眼睛老花了。“你在跟我开玩笑！”他惊骇地说。除了数不清的大小箱盒以外，还有垫手臂的、扶住走路的架子、茶壶。泡茶的草药、热水瓶、吃的东西、枕头、毯子等。“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带这些家伙到医院里来的。”楼上他们一定不准，“等下我又要一样样搬下来。好心的太太，算了吧。”他请求着。
丽安解释给他听，每一包，每一件，都是那三位“祖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同时给他一笔可观的小费抚痛，才解决了问题。等丽安上来时，看见电梯生还在摇头啧舌，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走廊上。这时，走廊上挤满了护士、实习医生、工友，大家都听说有某种侵袭来临了。后来传呀传的，又传到全院，说是一位中国皇后和她的侍从搬进一间私人病房里了。
可是我们的病房里，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的王权统治。房间很大，在电梯边的角头。里面已铺好了两张普通的病床。还有一张低矮的小行军床靠在墙边，是为“助理护士”预备的。我被推进去的时候，中国玛丽已经给他们抬上病床了。我要护士把我推到行军床边去：“这张才是我要睡的床”我正式宣告。“但是那是照顾你的人睡的”年轻的护士跟我争辩，“那不是病床，我不能放你在那儿睡。” “我一定要睡在那儿”我说，“我从来不敢睡高床。我有不平衡的毛病，睡高床会头晕会掉下床来！” “床边有围杆呀”她紧张的请求。“我不要围杆，我要睡在矮床上！” “对不起！女士！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啊！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我坚持。“我去问主任！” 她软弱地说。说完就把我的轮椅停放在床边，跑开了。不一会儿，一位体态丰腴神气十足的女士来了。她穿着白衣，手拿一块夹板，夹了许多纸张。从她的双层眼镜后面，她迅速地查阅那些纸张。然后她转过头来大声审问苏珊娜：“到底谁是病人？”“这两位”苏珊娜指着中国玛丽和我说，“我是陪她们的，我跟来帮忙。” “病人只能睡在普通的医院床上，任何人违反此条例，会引致保险的注销，那时我们大家都有得麻烦了！”她像打雷似的大吼。那时黄医生已经在场了，眼看着我们上演的戏剧一步步进入高潮。他很温柔却很坚决地解释给我听，我一定得睡在医院用的病床上。我终于答应了，心中祈求主保守我在那座白山上，正像祂以前保守我经过许多山谷一样，护士长看见我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