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吟。略德从未想到基督教与社会无关。各国君王当以基督徒的立场治理国政，这在路德看来乃当然之事。他说：「此一人工作，彼一人闲暇，此一人生活困苦，彼一人生活优裕，都是不对的。」他又咒诅那些垄断市场，提高物价，剥削贫苦民众的富有阶级（参路德着：On Worldy Power 1523）。他要求当时大学加以改良，又努力促进乎民教育。他又倡言立法，以取缔时装和奢侈的食物，禁止高利贷，抑制娼寮。
只要看路德如何解释主祷文第四段（即「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便不难知道他将宗教看作与经济问题和经济需要大有关怀。在一五二○年所着问答书中，他采罗马教会的惯例，将日用饮食解为那「喂养安慰人之灵魂的主耶稣基督」。到了一五二九年，他在问答书中，舍弃了这种解释，将日用的饮食解作：「 就是一切养生所需之物，例如：饮食、衣服、房屋、家室、田地、牧畜、钱财、货物、虔诚的父母、儿女和佣人，虔诚忠心的执政者，善良的政府，四时风调雨顺，时局太平，身体健康，有秩序、有光荣，信实的朋友，忠厚的邻居等类的事。」这样的解释，只足证明路德确实承认，宗教是与社会问题有密切关系。而且我们也要注意路德发表这种见解，是在他脱离罗马教会的传统思想以后，表明他对这问题作了相当的考虑，在一五二○年至一五二九年一段时期中，下大决心，试作如此一番思想上的革命。
路德所著：经商与重利以及致基督徒王公公开信，都很显著的表明，他并没有将基督教伦理视为与社会问题无干。
路德本性保守，而对于居民之婴又操之过激，致使他对此一暴动说了些难于原谅的话。然而他说这些话，并非对于当睹政府一味屈服。他曾以基督徒信仰之名，指责当时国君的行为和态度。路德于一五二一年在沃木斯（Worms）国会上，对皇帝宜言不诿的精神，甚足以表明此一事实。基督徒信仰所包涵的社会关怀，路德可谓已经充分的加以往意。
等到教会与国家分开以后，路德言论思想的背景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新的情势之下，许多拥护路德的人，仍然继续着把重点放在个人方面，忘记了他所抱定的一个主旨，即宗教与社会秩序脱不了关系。把宗教看作人生的一种附随现象，好像现代人士的想法一样，这在当时诸改教大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信义宗教会常将基督教的社会性轻忽了。在这一点上，信义宗主义普为现代作家所严重批评，例如：Dean Inge（Christian Ethics And Modern Problems）Reinhold Niebuhr。（Does Civilization Need Religion？），Tawney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Relation to Industrial Problems）； Barry（Christianity And the New World）； Rauschenbusch （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及许多别的。
一九二五年在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所开生活与事工大会，很明显的表明，在最近两个世纪中，福音教发展形成两大思想趋势。一种注重个人，注重末事，把天国超越的方面看为重要，对世界和社会进程，颇抱悲观。在斯德哥尔摩会上，显然抱这种态度的为斯干的纳维；德国和法国的代表。另一种态度则较为普世化、社会化，注重天国的内在方面，对世界亦多抱乐观。抱这种态度的在盎格罗萨克森人当中最为显著。
继承路德思想的人，对基督教界所贡献的，当有永久不变的价值，因为他们坚决的主张，基督徒的活动决不可与上帝的恩典分散。但在另一方面，单是个人主义的虔诚，总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必得主张，上帝要能管理社会公众的事务，正如他管理私人的事务一样。这两脉基督徒生活需要互相补充和互相辅助。宗教决不可逃避社会，只讲求独善其身的个人经验；在另一方面，宗教如果想出而征服世界，又要与上帝有深刻的灵交，亦难竟功。寂静主义和活动主义均有危险，而二者对于宗教生机之促长，又均有贡献。
信义宗主义较之加尔文主义更多向国家权威表示妥协，这个区别在改教先贤在世之日，即已形成。加而文一脉的道德思想，较为严厉强劲而富侵略性。加尔文在日内瓦想要创设神治政体，要把上帝的极权表显得如同中古时期一样有声有色。基督教的社会涵义，在加尔文主义中，较之在路德主义中，表现得清朗多了。加尔文主义亦从而较为严守律法，不向任何专制政权屈膝。法国的预格诺派（Huguenot）瓦勒度派（Waldenses），荷兰国识卫自由的人士，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保守福音派（Covenanters），以及新英格兰的教徒，均由此培植而生。路德在感觉到他的基督信念有与政权抵触之处，他也誓不妥协。在沃木斯会议上他立在皇帝查理五世之前，坚持一己主张，即为显著的例证。然而信义宗人士，有时将路德所区分的政权与教权，解为后者应向前者屈服。要正当的明了路德对此一问题所持见解，需知他为教会所下定义，又要知道他总不把教会看作个代表政治的团体。路德所讲的教会，并非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不过他以为教会不能像一个政治团体一样活动。因为教会的本性不能这样。信义宗人士对教会与国家所有关系的整个问题需重加考虑。信义宗与改革宗伦理最好是互相学习，使彼此相得益彰，更加圆满完善。
第四章 神学的自定
第一节 道德与上帝观念的关系
康德（Immanuel kant）对于说明上帝的存在所作几种标准的辩证，曾加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他的宗教性不让他满足于他的纯然理性批评（Critique Reason）所作的不知论。在他的实用理性批评（Critique of PracticaI Reason）中，他大量的以道德的辩证说明上帝的存在，他说，道德性之为物不得不自定有上帝。他以道德之事实为辩论之出发点。善的观念是一种在我们意识之中，不假思索而立即出现的东西。照我们的理性讲，德行应与快乐联成一气。但在人生经验中，这种联系多不实现。自然界对于道德常是无情的，而且又似特意摧毁道德的目的。所以必得有上帝于中主持，使道德与自然界超于和谐。如果没有上帝，则道德理想不会实现于此世之中。在自然界中有能力存在，而在有一意志与道德律调和之处便有善出现。如果自然界与善良应当互助合作，那么，必得有一位上帝，将能力与善良集中于一身。「除非在宇宙间有二元论，否则，我必须相信有一个能力，能填补那道德的理想和事实当中的鸿沟。」康德所持理论不过是根据道德的意识，我们必得要认定有一位上帝，以保证世界道德之安全。而不使道德意识发生自相矛盾之弊。
在这种辨论之中，自有难以否认的理由，但也有更加令人满意的理由在。我们毋需注意到德行与快乐之联系。我们只需说明，善良常不实现于物质世界之中，而物质的世界并不是善良的源头。康德特别强调的说，道德有普泛的品性。道德之为物，其品性是超出个人以上的。我们的义务感包涵着我们向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事，感觉到有当尽的义务，这件什么事是普泛的。假如物质的世界和每一个人均非道德的来源。那么，我们便识理想，是不能存在于物质事物中的。而且也不存在于此一或彼一个人之心中。只有我们能相信，那真正的道德理想已经真实的存在于一个心思里面，而这样一个心思，又为我自己任何正当真实道德判断之根源，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才能合乎理性的想像道德的理想，是像物质世界的本身一样实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信是非有绝对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是离开此一人或彼一人实际观念和实际愿望而独立的，正如物质界的事实一样有独立性。信有上帝，虽说不以道德自定为却有的（如同相信有一个实在自动的自我一样），却是一个『容观的』绝对的道德之合乎逻辑的先决条件。一个道德的理想，除非存在于一个心思里面，否则无处存在，亦不知如何存在，一个绝对的道德理想，只能存在于一切它在所从出的心思之中。（或者至少也须存在于一切它在所由控制的心思之中）。我们的道德理想只有能合乎理性的想到，它是那永远存在于上帝心思之中的启示，方能有客观的效能。」（The Theory of Good and Evil；Vol。11，p．212）这个辩论涉及道德是否是「客观的」。假如道德不是客观的，那么，道德意识中之义务感，均失去意义。道德的客观性前面亦曾有所发挥，以下更将有所论及。道德的自身便如此成了一种为上帝的存在所作的辩证，因为道德的自身不得不自定有上帝，然后才能研究了解它的性格。
我们一分析我们的义务感，便不难发现，我们道德的义务感觉，是由我们自身以外的一种能力而来。正是因为有「应当」的经验，少不了有一绝对的心思，或一位上帝的自定。如果认识论中之实在论是对的，那么，我们便不需将它限制于官能知觉的范围以内，很可以将它推广至道德知觉的范围之内。心思乃反映它自身以外所有物的镜子。心思所反映的有实在性。官能知觉所反映的乃物质的实在，道德知觉所反映的，必是存在于我们自身以外的道德实在。这个道德的实在只能存在于一个心思或上帝里面。而且假如我们能说明（以下我们便盼望作如此一番说明），这宇宙「以价值为中心」，有一个「在我们以外的能力，作成公义」，那么，我们也得有自定上帝存在之必要，作道德必然的基础。道德范围以内主观的经验，以及历史上道德秩序的事迹，都指证上帝之存在。
在理智上说起来，一个绝对的道德，也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