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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 作者:李敖、汪荣祖-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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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二四)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页二五五)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页二十三)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9

    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褐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二十六至五十一)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页二十九)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十二月十五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钩沉》栏)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10

    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的。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惟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做商议。但张于十二月十九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做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十二月二十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二十五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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