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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十二月三十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页八至二十），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辏АⅠ瘛⑻菲缴健⑹嘌簟⑿芸宋洹⒗畲箢取⒍骺税屯肌⑼醴ㄇ凇⒂谟胰巍⒀钕ｃ伞⒁冻鳌⒂谑鞯拢挥薪槭：虿怪醒胛笔呷酥校辛植⑸蚨ㄒ弧⒚蠖⒄殴狻Ⅵ那锇椎龋裁挥薪槭拿帧＝槭膊皇钦憬〉拇恚憬砹耸巧蚨ㄒ弧⒋鞔汀⒑夹疗搿⒋魅省⒑帷⑿谢叭擞伤镏猩街付ǎ笕嗽蛴筛檬〉吃毖【俣＝皇蔷挛被岬囊桓鑫薄Ｔ谝话倭逦坏衷链碇校渎淠鸦犊梢韵爰６运镏猩叫拇娌宦簿褪鲁鲇幸蛄恕！ �
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二十八）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3
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
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
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
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
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
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
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
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
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
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
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
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
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页九十七至一一二）
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作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
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三月十四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嫉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嫉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三月二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
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涌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89）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九日致蒋电有云：
（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页三十四）
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回到广州，二十六日赴黄埔军校办公，五月三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五月九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 Red 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页六十三）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原定黄埔校长不是他 4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