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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盆，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极性真，宜其疲神而无得也。盖吾心之灵，彻显微，忘内外，通极四海而无间，即三圣所谓“中”也。本至简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难，不其谬乎？征藩以来，再遭张、许之难，呼吸生死，百炼千摩，而精光焕发，益信此知之良，神变妙应而不流于荡，渊澄静寂而不堕于空，征之千圣莫或纰缪，虽百氏异流，咸于是乎取证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学者悟从静入，恐其或病于枯也，揭“明德”、“亲民”之旨，使加“诚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语之下，洞见全体，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忧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学者翕然来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来犬心＇欲遗，野死遐荒，不得终见三代之绩，岂非千古一痛恨也哉！
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腾。且喜为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蔑礼教于任性。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迩年以来，亟图合并，以宣明师训，渐有合异统同之端，谓非良知昭晰，师言之尚足征乎？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始谋于薛尚谦，顾三纪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邹子谦之遗书督之。洪亦大惧湮没，假馆于史恭甫嘉义书院，越五月，草半就。趋谦之，而中途闻讣矣。偕抚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见罗达夫闭关方严，及读谱，则喟然叹曰：“先生之学，得之患难幽独中，盖三变以至于道。今之谈‘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与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怀玉书院，以复达夫。比归，复与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子大宾、黄子国卿、王子健互精校阅，曰：“庶其无背师说乎？”命寿之梓。然其事则核之奏牍，其文则禀之师言，罔或有所增损。若夫力学之次，立教之方，虽因年不同，其旨则一。洪窃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后之读谱者，尚其志逆神会，自得于微言之表，则斯道庶乎其不绝矣。僭为之序。
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
罗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门人钱洪甫聚青原，言年谱，佥以先生事业多在江右，而直笔不阿，莫洪先若，遂举丁丑以后五年相属。又十六年，洪甫携年谱稿二三册来，谓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几人哉！洪甫惧，始坚怀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谱编次成书，求践约，会滁阳。胡汝茂巡抚江右，擢少司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毕事。已而即工稍缓，复留月余。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数十条。其见闻可据者，删而书之。岁月有稽，务尽情实，微涉扬诩，不敢存一字。大意贵在传信，以俟将来。于是年谱可观。
洪先因订年谱，反覆先生之学，如适途者颠仆沉迷泥淖中，东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为休也。久之，得小蹊径，免于沾途，视昔之险道有异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为休也。久之，得大康庄，视昔之蹊径又有异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则以为出于险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谓非过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为我者固尚众也，则又极力呼号，冀其偕来以共此乐。而颠迷愈久，呼号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顾视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为笑。不知先生盖有大不得已者恻于中。呜呼！岂不尤异也乎？故善学者竭才为上，解悟次之，听言为下。盖有密证殊资，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实际，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历涉诸难，深入真境，而触之弗灵，发之弗莹，必有俟于明师面临，至语私授，而后信久远也。洪先谈学三年，而先生卒，未尝一日得及门。然于三者之辨，今已审矣。学先生之学者视此何哉？无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谱者固其影也。
刻阳明先生年谱序
王 畿
年谱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壮，以至于终，稽其终始之行实而谱焉者也。其事则仿于《孔子家语》，而表其宗传，所以示训也。《家语》出于汉儒之臆说，附会假借，鲜稽其实；致使圣人之学黯而弗明，偏而弗备，驳而弗纯，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盖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发此以诏后世。其言明备而纯，不务臆说；其大旨则在“未发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诸心之性情，致谨于隐微显见之几，推诸中和位育之化，极之乎无声无臭，而后为至，盖家学之秘藏也。孟某氏受业子思之门，自附于私淑，以致愿学之诚；于尹、夷、惠则以为不同道；于诸子则以为姑舍是；自生民以来，莫盛于孔子，毅然以见而知之为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观诸掌中，是岂无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愿者何事，端绪毫厘之间，必有能辨之者矣。汉儒不知圣人之学本诸性情，屑屑然取证于商羊萍实，防风之骨，肃慎之矢之迹，以遍物为知，必假知识闻见助而发之，使世之学者不能自信其心，伥伥然求知于其外，渐染积习，其流之弊历千百年而未已也。
我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溃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某氏，而端绪实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盖有不知而作，我无是也。”言“良知”无知而无不知也。而知识闻见不与焉。此学脉也。师以一人超悟之见，呶呶其间，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习，盖亦难矣。浸幽浸昌，浸微浸著，风动雷行，使天下靡然而从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确然自信而不惑也哉？虽然，道一而已，学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识闻见而有，而知识闻见莫非“良知”之用。文辞者，道之华；才能者，道之干；虚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谓“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内外精粗之见未忘，犹有二也。无声无臭，散为万有，神奇臭腐，随化屡迁，有无相乘之机，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于文辞，则为陋矣。道心之所达，“良知”未尝无文章也。役于才艺，则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与，“良知”未尝无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虚寂，则为异端。无思无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尝无虚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则为拘方。有物有则，以适天下之变，“良知”未尝无典要也。盖得其要则臭腐化为神奇，不得其要则神奇化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与于此？夫儒者之学，务于经世，但患于不得其要耳。昔人谓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犹泥于内外精粗之二见也。动而天游，握其机以达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泽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类而不居其德，周流变动，无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谓浑然一体者也。如运斗极，如转户枢，列宿万象，经纬阖辟，推荡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学，“良知”之不为空言也。师之缵承绝学，接孔孟之传以上窥姚姒，所谓闻而知之者非耶？
友人钱洪甫氏与吾党二三小子虑学脉之无传而失其宗也，相与稽其行实终始之详，纂述为谱，以示将来。其于师门之秘，未敢谓尽有所发；而假借附会，则不敢自诬，以滋臆说之病。善读者以意逆之，得于言铨之外，圣学之明，庶将有赖，而是谱不为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训也。
又
胡 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难，而全才尤难也。若阳明先生，岂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议忤权，投荒万里，处约居贫，困心衡虑，茕然道人尔。及稍迁令尹，渐露锋颖矣。未几内迁，进南太仆若鸿胪，官曹简暇，日与门人学子讲德问业，尚友千古。人皆譁之为禅。后擢佥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与门人学子论学不辍。而山贼逆藩之变，一鼓歼之。于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虽服先生之才，而犹疑先生之学，诚不知其何也？
松尝谓先生之学与其教人，大抵无虑三变。始患学者之心纷扰而难定也，则教人静坐反观，专事收敛。学者执一而废百也，偏于静而遗事物，甚至压世恶事，合眼习观，而几于禅矣，则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为行主意，行为知工夫。”而要于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后，又恐学者之泥于言诠，而终不得其本心也，则专以“致良知”为作圣为贤之要矣。不知者与未信者，则又病“良知”之不足以尽道，而群然吠焉。岂知“良知”即“良心”之别名。是“知”也，维天高明，维地广博，虽无声臭，万物皆备；古今千圣万贤，天下百虑万事，谁能外此“知”者。而“致”之为言，则笃行固执，允迪实际，服膺弗失，而无所弗用其极，并举之矣。岂专守灵明，用知而自私耶？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于伦物云为之感，而或牵引转移于情染伎俩之私，虽名无不周遍，而实难于研虑，虽称莫之信果，而实近于荡恣，甚至藐兢业而病防检，私徒与而挟悻嫉，废人道而群鸟兽，此则禅之所以病道者尔！先生之学则岂其然乎？故其当大事，决大疑，夷大难，不动声色，不丧匕鬯，而措斯民于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无不足，而非有所袭取于外。
他日读书，窃疑孔子之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