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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余被命练兵，有门人初阳孙子携一编来谒，且曰：“此吴兴鹿门茅先生参梅林公幕谋，获此帐中秘，贻诸后昆，兹固其家藏也。缘其世孙生生氏欲授剞劂，属请序于先生。”余视阳明先生之手泽宛然，而惭碌碌靡所树奇，分不当先生功臣。第窃喜《正合》、《奇胜》、《险依》、《阻截》诸书，实用固彰彰不诬也。然则今日果有握边算、佐庙筹，如鹿门先生之于胡公者乎？余又请以新建余烈，拭目俟之，是书或可借筹辽者之一箸云。是为序。
时天启元年岁辛酉重阳前一日，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奉敕训练新兵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徐光启撰。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又见近版《徐光启集》卷二）
阳明先生批武经序
孙元化
余非知武者，然能读武书。少好奇，已而捐却一切嗜好，独于武事，犹时思简练，以为揣摩，不以后于举子业也。顷者将图北上，辞友人于苕水，偶从通家弟生生氏案头，见《武经》一编，不觉踊跃神动，辄展而阅之，则王文成公所手批而胡襄懋公参阅者也。大都以我说书，不以书绳我；借书揣事，亦不就书泥书；提纲洁要，洞玄悉微，真可衙官孙、吴而奴隶司马诸人者矣。因思文成当年，讨逆藩，平剧寇，功名盖天地，智略冠三军，不过出此编之绪余而小试之耳。即厥后襄懋公诛徐海、擒汪直，几与文成争烈者，亦安知不从此编得力哉？
余遂欲请而读之，生生不许，曰：“先大夫鹿门先生与襄懋公同榜，相友善，入其帐中赞谋画而得此，传至今四世矣，相诫秘不示人。”予曰：“否！否！方今辽事未息，川祸又遍，当局者恨不能起文成、襄懋两公于九泉而用之，然两公不可得，犹幸之两公秘授在，则广传之，未必无读其书即继其人者，而文成不死于昔，襄懋再见于今也。”因请以付欹劂，龙飞天启囗元年，囗之冬。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阳明先生批武经序
胡宗宪
余诸生时，辄艳慕阳明先生理学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也。通籍来，幸承乏姚邑，邑故先生桑梓地，因得先生之遗像，与其门下士及子若侄辈游，而夙念少偿，可知也。一日购求先生遗书，犹二千石，龙川公出《武经》一编相示，以为此先生手泽存焉。启而视之，丹铅若新，在先生不过一时涉猎以为游艺之资，在我辈可想见先生矣。退食丙夜读之，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敬为什袭，以识不忘。时嘉靖二十有二年岁在癸卯暮春之初，新安梅林山人胡宗宪漫识于舜江公署。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重刻传习录引
陈九叙
传习有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旧矣。重刻者何？广先生之教也。先生崛起于越，特揭“致良知”三字振铎于世，百年敝学再回，风先生之功，于是为钜。说者未谙先生之旨，乃谓“致知列于八目，良知载在七篇，道斯尽矣”，为用文之。讵知提宗负教，谊非一揆；千言万语，要于其当，舍吾性于自有之真觉，寻世间不必有之文辞，自掷玄珠，珍其敝帚。毋论律诸圣教，当坐操戈，即使证诸考亭，亦讥逐影。而举世贸贸，罔识所归，使非晓然建标，裨之就轨，中流胥溺，其孰为之一壶哉？良工之心所以独苦，亦在乎学者之自得之而已矣。得其旨即颜氏子之终日言不为多，不得其所以立言之旨，即子贡之无言不为少。究而论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先生患后世言语文字之敝，而诏之趋学者。复以言语文字求先生之书，而失先生之所以教，则前刻已赘，兹刻奚为？故夫考衷于《传习》，以识其宗，参伍于《晚年定论》，以识其谬，而于是乎因考亭以得先生，因先生以得吾夫子一贯之旨也，亦在乎学者之自得之而已矣。论之定与不定，年之晚与不晚，未足深辨也。万历癸巳阳月既望漳平后学陈九叙撰。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武经评小引
茅震东
余不佞，方雍雍俎豆之不遑，奚暇谈军旅事？庖人尸祝之，闻者掩口耳，顾亦有说焉。窃以丈夫生世，如处子然，十年乃字。以前此身，未知何属？而要其频繁箕帚，宜家具之，讵待学而后嫁者哉？说者谓江左之乱，肇自清谈；梁国之变，由于佞佛。则何以故？课虚无而薄经济，正坡老所诋赋诗却敌者也。
先高祖宪副鹿门以明经起。其于公车举业之外，上自《典》、《坟》，下逮秕史，靡所不窥，而旁尤究心于韬略等编，谓夫修文事不废讲武，亦聊为盛世未雨之桑土也。厥后世宗末年，滨海州郡，悉罗倭患，而吾浙特甚。时有梅林胡公统戎讨贼，约先高祖为幕谋，抵掌运筹，如画地印沙，不崇朝而丑夷殄灭，斥其所出奇运智，往往与孙、吴合辙，而妙解其神。读书至此，乃真经济。已而携一《武经评》归，又梅林公所得于阳明先生之门者也。
渊源既遥，什袭亦久，方今东隅弗靖，九边诸臣，旦夕蒿目，即山林草泽间，罔不思效一得，以系单于颈。为今日计，莫若多读武书，可操胜算。昔季子相六国，而《阴符》蚤精；留侯师汉高，而《素书》先受；古未有揣摩无成而能佐霸王不拔之业者也。以藏书具在，不欲秘为家珍，敢畀梓匠，自付当事者之前箸，嵇叔夜有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芥子，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余大类之，庖人耶？处子耶？亦何暇计当世之掩口也！防风茅震东生生甫书。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
刻传习录序
焦 竑
国朝理学，开于阳明先生。当时法席盛行，海内谈学者无不禀为模楷，至今称有闻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没，传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实际未诣，或以放旷自恣而检柙不修，或以良知为未尽而言寂言修，画蛇添足。呜呼，未实致其力而藉为争名挟胜之资者，比比皆是。今《传习录》具在，学者试虚心读之，于今之学者为异为同，居可见矣。此不独征之庶民难于信从，而反于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杨侯为翼州夺，修政之暇，思进厥士民于学，而刻是编，以嘉惠之语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观者，以爱人验侯，而又以易使验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于信都，而一洗承学者之谬，余之愿也。乃不揆而序以贻之。
（录自《焦氏澹园集》卷十四）
王文成公年谱序
高攀龙
呜呼！道之不明也，支离于汉儒之训诂；道之明也，剖裂于朱、陆之分门。程子之表章《大学》也，为初学入德之门。今之人人自为《大学》也，遂为聚讼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
国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学出于一，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朱子之说《大学》，多本于二程；文成学所得力，盖深契于子静，所由以二矣。
夫圣贤有外心以为学者乎？又有遗物以为心者乎？心非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烬无非教也。夫然，则物即理，理即心，而谓心理可析、格物为外乎？
天下之道贞于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则虚无寂灭，卑之则功利词章。朱子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也。盖戒之严矣，而谓朱子之学为词章乎？善乎？
庄渠魏氏曰：“阳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见天下之弊于词章记诵，而遂以为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也，而不知其弊也，则未尝反而求之朱子之说矣。”
当文成之身，学者则已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乃益以虚见为实悟，任情为率性，易简之途误认，而义利之界渐夷，其弊也滋甚，则亦未尝反而求之文成之说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谓“玩弄”，以负其知也乎？
高攀龙曰：“吾读《谱》，而知文成之学有所从以入也。其于象山，旷世而相感也，岂偶然之故哉？”时攀龙添注，揭阳典史庄大夫致庵公以兹谱示而命攀龙为之言。攀龙不敢，而谓公之文章事业，蔑以尚矣，学士所相与研究公之学也，故谨附其说如此焉。
（录自《高子遗书》卷九）
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
刘宗周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使三千年而后，不复生先生，又谁与取日虞渊，洗光咸池乎？
盖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本如是。其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而不能不蔽于物欲之私，学则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学》首揭“明明德”为复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离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体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
孔、孟既殁，心学不传，浸淫而为佛、老、荀、杨之说；虽经程、朱诸大儒讲明教正，不遗余力，而其后复束于训诂，转入支离，往往析心与理而二之；求道愈难，而去道愈远，圣学遂为绝德。于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传，曰“致良知”，可谓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吾心之知则圣人之无不知，而作圣之功初非有加于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则先生恢复本心之功，岂在孟子道性善后欤？
《传习录》一书，得于门人之所睹记语。语三字，符也。学者亦既家传而户诵之。以迄于今，百有余年，宗风渐替。宗周妄不自揣，窃尝掇拾绪言，日与乡之学先生之道者，群居而讲求之，亦既有年所矣。
裔孙士美，锐志绳武，爰取旧本，稍为订正，而以亲经先生裁定者四卷为《正录》。先生没后，钱洪甫增入一卷为《附录》，重梓之，以惠吾党，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