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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曰：予于先生之学，尝窃闻其绪论于欧阳南野先生，云：“先生指示良知为人心本体，自圣人之心以至愚夫愚妇，自一人之心以达之天下，自千万古之前以达之千万古之后，无有不同者，此心也，此良知也。”始而闻则疑之，乃南野先生教曰：“子盖未始实见得此耳。人心本体浑然，天理即其灵昭不昧处，所谓良知也。全此谓之圣人，若众人则日用不知且蔽焉耳。去其蔽以复其全，将不同归欤？然立志，其本也，志不立始异矣，所谓性近习远者也，子又何疑乎？”东惕然以思，惺然以悔，因责此志之未立也。是故立志无他焉，致良知焉已矣。何也？圣凡之判迷悟之间也。何云迷？日欺则然也。何云悟？自慊则然也。脱迷就悟，非戒慎恐惧不可也，是故有求焉。圣人之志焉，致良知焉已矣。或曰：“若是，先生之学诚不当于文字间求矣。乃今诵是集者或未能缘是以得其微，兹不几赘乎？”曰：“先生嘉惠后学，其心无穷，且彰之文辞，著之问辩，树之政事，孰非精蕴之据，模范之兆乎？每一展卷，辄因省悟，此亦良知所不容已者，又兹刻意也。”爱命工于天水，天水盖疱羲氏所自起地，因以逆心学渊源云。嘉靖庾戌秋八月。
（录自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
胡宗宪
阳明先生以致良知立教，天下土靡不翕然响风。自先生没，凡若干年，人愈益仰慕，凡先生生平制作，虽一字一句，皆视如连珠拱璧不忍弃。而绪山钱子复诠次成编，名曰《阳明先生文录》，首刻于姑苏。今闽、越、河东、关中皆有刻本，亦足以征良知之达诸天下矣。
天真书院，为先生崇祀之所，四方士来游于此，求观先生之文者，每病其难得。钱子偕龙溪王子谋于予曰：“古人有倚马论道者，兵事虽倥偬，亦不可无此意。愿以姑苏本再加校正，梓藏于天真，以惠后学何如？”予曰：“诺。”遂捐俸金若干两，命同知唐尧臣董其事，以九月某日刻成。钱子谓予“宜有言”。予素不文，然慕先生之道久矣，何敢以不文辞。
予惟千圣一心，万古一道，惟心一，故道一；道一，故学亦一。昔尧之告舜，曰：“允执厥中。”及舜命禹，又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道心”即“中”也，“精一”者“允执”之功，而“精”又“一”之功也。“惟精”故“一”，“惟一”故“中”，此万世心学之源，盖蔑以复加矣。其后孔门一贯博约之教，诚正格致之说，亦不过发明“精一”之旨。而予欲无言，夫子亦已自病其言之详矣。至孟轲氏又有知言养气尽心知性之说，而指出孝弟为良知良能，言虽益详，而于孔门之教实多发明。自孟氏没而斯道失其传。汉、晋诸儒皆以记诵词章为学，说愈繁而道愈晦，学愈博而道愈离。以及五季之衰，晦蚀甚矣。有宋大儒周、程、张、朱诸子者出，以斯道为己任，不得已而有言“精一”之旨，赖以复明，而学者流弊或不免堕落汉、晋，几失宗旨。至胡元之变而斯道且沦没矣。
明兴百有余年，文教虽盛而流弊亦浸以滋，先生亦不得已而揭“致良知”一语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无非发明孔门致知之教，而羽翼斯道之传。要其指归，则“良知”即“道心”也，“致”即“精一”也，即周子之所谓“纯心”，程子之所谓“定性”也。夫岂外诸儒而别立一门户耶？是故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
至哉，孔子之告哀公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噫，尽之矣！夫为人臣者，无不知忠其君；为人子者，无不知孝其亲，此良知也。知此、体此、强此而一于诚。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此致良知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舍人伦日用之常，而曰吾得不传之秘，立门户以自高，非予所望于来学也。
钱子起而揖予曰：“子言真有神于先师之教也，夫吾党其共勖诸。”嘉靖丁巳仲冬吉旦，后学新安梅林胡宗宪顿首拜撰。
（录自日本蓬左文库藏《阳明文录》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王文成公文选序
钟 惺
经云：“敷奏以言。”盖谓人之所性所学，无以自见，故托言而敷奏焉。然有言之则是，而考其行事则非者，岂其言不足以尽其人耶？非然也，殆所言者之观察未审耳。夫人之立言，莫不假辞仁义，抗声道德，以窃附于君子之高，而苟非所有，则虽同一理，同一解，而精神词气，已流为其人之所至。何也？盖言者，性命之流露，而学问之精华也。学问杂则议论不纯，性命乖则言词多戾，有非袭取者之能相掩也。古之立言者不一家，相如之词赋，班、史之著述，固文人也，而文人之无论，即如申、韩之刑名，管、晏之经国，以及老、庄之寓言，岂不以圣人贤者自视，而或流为惨刻，推王佐得乎？等而上之，子舆氏愿学孔子者也，亦步亦趋，直承道统，而一间之未达，终属圭角之不融，宁可强哉？子舆氏犹不可强，况其下焉者乎？近之立言者，稍陟韩、欧之境，辄号才人，略窥朱、程之绪，便称儒者，而试求其言之合道否也，不矫为气节之偏，则溺于闻见之陋，不遁入玄虚之域，则陷于邪僻之私，曾得以浮词改听哉？独阳明先生之为言也，学继千秋之大，识开自性之真，辞旨蔼粹，气象光昭，出之简易而具足精微，博极才华而不离本体，自奏议而序、记、诗、赋，以及公移、批答，无精粗大小，皆有一段圣贤义理于其中，使人读之而想见其忠孝焉，仁恕焉，才能与道德焉，此岂有他术而侥幸致此哉？盖学问真，性命正，故发之言为真文章，见之用为真经济，垂之训为真名理，可以维风，可以持世，而无愧乎君子之言焉耳。使实有未至，而徒以盗袭为工，亦安能不矫不溺，不遁不陷，而醇正精详，有如是哉？李温陵平生崛强，至此亦帖然服膺，良有以也。世之论文者，动则曰某宋文也何如，某汉文也何如，某战国之文也又何如，不知文何时代之可争，亦惟所性所学者何如耳。予僭评此文，非谓先生之言待予言而明，盖欲使听言者读先生之言，而知立言者之言可饰，而所性所学不可饰也。一人之所性所学可饰，而千圣之所性所学不可饰也，斯不失圣经“敷奏”意矣。竟陵后学钟惺书。
（录自王畿选，钟惺评点，金阊溪香馆刊本《王文成公文选》卷首）
钟伯敬评王文成公文选叙
陶珽穉
古文人之宦游其地也，风波所不免，而往往留一段风雅之事，令人思慕焉。予官武昌，九阅月而劳人被逐，宜矣。第念君臣政事之外，无一风雅事可述，几为黄鹤白云所笑。独于竟陵得吾友钟伯敬所评《公》、《谷》、《国策》、《国语》。《前后汉》、《三国史》，暨《通鉴纂》、《衍义纂》、《昌黎选》，《东坡选》、《宋名家选》、《明文选》，与夫《王文成选》诸遗书一十八种，归途展玩，差为快耳。古今之书，不知凡几，而古今之评，又不知凡几，独沾沾于是，无乃陋乎？不知天下之事，岂容拣择而尽取之，亦随所遇，随所感，而偶托之以为名可耳。不然，则古今之白云黄鹤，亦不知凡几矣。因谋之梓，聊以见予斯役也。虽不得于君，未始不得于友；虽不得于政事，未始不得于文章，或亦可解嘲于古文人也已。兹阳明之刻成，故述其意于首。崇祯癸酉春二月黄严陶陶珽穉圭父题。
（录自金阊溪香馆刊本《王文成公文选》卷首）
重刻大学古本序
聂 豹
《大学》古本之传久矣，而世之学士乃复致疑于格物之说，辨焉而不释，何也？予始受学于阳明先生，骇而疑之，犹夫人也。已而反求诸身心日用之间，参诸程、朱合一之训，涣然若有所觉，而纷纷之疑亡矣。
盖《大学》之道，惟在于止至善也。曾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朱子释“至善”云：“盖有以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释“忠信”云：“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是数言者，真有以契夫“精一”、“执中”之旨，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舍是无以用其力也。
是故知止之功，诚意而已矣。知者，意之体；意者，知之所发也；知之所发，莫非物也。如曰“好恶”，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曰“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情”；曰“孝、弟、慈”；曰“老老、长长、恤孤”；曰“理财、用人，洁矩与不能洁矩”之类，是皆所谓“物”也。圣人不过于物，好恶之必自慊也，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得其正也，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情之协于则也，孝、弟、慈之成教于国也，老老、长长、幼幼，推而至于理财、用人、洁矩以通天下之情也，夫是之谓“格物”也。
程子谓：“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何其明白易简，一以贯之，而无遗也哉！而世之论格物者，必谓博极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则孔子〔1〕之求仁，孟子之集义，中庸之慎独，顾皆不及乎格物矣。而《大学》于入门之初，乃先驱人外性以求知，其于天理存亡之几，疑若无所与焉者也。无乃厌圣学之明白简易，而欲率之以烦苦者之所为乎？
呜呼！阳明逝矣，其有功于圣学，古本之复其一也。予故重刻于闽，以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