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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7 19：28 回复
drew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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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胡适在1932年曾说：
我们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失败；〃都只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由于过去各专门史之间畛域明晰，互不越雷池一步，胡适这个观点不甚受人注意。其实，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社会重心的缺乏固然太过宽泛，但若能跨越各专门史的樊篱，从社会方面探索思想和政治演变的造因，并反观思想演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似为今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途径。
这样，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山西举人刘大鹏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而湖南举人皮锡瑞则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殊可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自己，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和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社会上仍存在估计会复旧者。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如刘大鹏所慨叹：〃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传统社会是上有政教，下有耕读，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前已较难，但终未断绝；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
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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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
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
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
真要广泛推行新学，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
改策论已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禁阅新报、禁谈自由。〃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在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在1903年时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梁启超认为这是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
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教员如此，学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
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 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
如果说叶德辉是因守旧而多见新学之不足，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新派人物严复也赞同此看法，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
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其实严复所在的水师学堂还算条件较好者，前引〃陆师学生派充师范〃这一现象表明，晚清走强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军事学校因所学科目较新而办学认真，渐成为清季新学人才的重要甚而是主要来源。我们只要看从严复到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军校学生，就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新学〃角度言，陆师学生任教习是远比八股专家更合格的。不过，军校毕业生本身也有限，短时间内仍不符当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竞开学堂的大趋势。
当时的论者即以为，以〃举贡编修、八股名家〃这样的〃老朽无学之人〃来教书，只能误人子弟。其实这里所谓的〃无学〃，是指无西学。若以其授西学，大约真会误人子弟。但如果他们只传授旧学，结果又如何呢？
而且，当时留学生的西学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认知的那样高呢？ 少年胡适所受教育之新与旧，很能给我们一些其所处时代的启示。
2007…2…27 19：30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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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胡适在家乡安徽绩溪上庄受过九年传统的私塾教育，转入上海的新学堂梅溪学堂，六个星期后即因能纠正老师的〃国学〃错误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后来到更有名的澄衷学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靠着国文的优势，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学之上，两年后考入号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中国公学，同学皆为因抗议而返国的留日学生，但胡适在学校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学也〃毫不费力〃，反而将功夫用在学做旧诗和写白话文章之上。
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上海新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但他的〃国学〃，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他对〃经义〃，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他的工夫也相当差。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但上海学堂的〃新学〃水准，则还是相当不错的。胡适在中国公学竟然以英文和算学见长，可见那时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