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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里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说：
“一般学者，往往把上帝的事工（科学）和上帝的话语（宗教），放在互相敌对的地位，这是一件大可遗憾的事。其实二者，乃是有密切关系的，是没有冲突的。因重视科学而不信上帝的启示，固属大谬；因相信上帝的启示，而反对科学的研究，亦非正当的态度。因为研究科学，并非不信上帝；信仰上帝，并非遗弃科学。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现象，乃所以认识上帝伟大的事工与作为，正所以引导人类进入宗教的境界。所以只要科学能够正确地解释自然现象，正可与宗教相得益彰，正足以阐明上帝启示的真理。所以科学与宗教，并非不共戴天之仇，大可不必自相争执，徒费心力；而应修好言和，起来对付他们的公敌，那便是愚味与成见、情欲和罪恶。
科学有一个基础，宗教也有一个基础，如果能够配合联络，则不仅成一物之两面，而且正可异曲而同工，同归荣耀于上帝。如果说，科学是外院，则宗教为内殿；如果说，科学是圣所，则宗教是至圣所；而现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殿幕已经从上至下裂开，中间隔断的墙，也已拆毁，彼此已经和好，都应同听永活真神的圣言。”
5。 威瑟斯庞校长（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
普灵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庞博士，乃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一位敬虔的圣徒，曾在讲道的时候，论敬畏上帝对公民自由的重大关系，发表他的意见说：
“一个真正爱护美国公民自由的人，乃是一位真正虔诚，热心维护真道，宣扬福音的人；亦为一位竭力阻止道德腐败的人。谁是公然不信上帝的人，我敢说，他必是我们国家的敌人。当我们国家面监危机之时，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各就本位，作中流砥柱，抵挡罪恶的泛滥，传扬圣道，务使国民都能敬畏上帝的圣名，遵守上帝的律法。你若爱家和爱国，亦应爱你的上帝。在国家危亟存亡之秋，只有真的与神和好、与神合一，守神律法的敬虔的圣徒，才是一位德行高超的志士、忠勇护国的精兵和真有贡献的公民。愿神赐恩，使我们的自由民主建立在圣道基础之上，使自由与圣道，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第十章 史学家的宗教观
1。 计佐（Francis P。G。Guizot 1878…1894）
法国政治家、历史家计佐曾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复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国务总理，主保守政策。计氏不仅在政治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史学上负极大的时望，而且又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在法国怀疑主义和无神主义猖獗的时候，计氏绝不随从末俗，不愧为一卫道的圣徒。计氏死后曾得法国政府至高的荣誉。计氏在他的遗嘱中说：
“我信上帝。我敬畏祂，但不敢妄想了解祂，我看到上帝时时临在，时时在施展其作为，不仅在其整个宇宙的永远计划之中，不仅在人类的生命里面，而且还在人类社会中间，尤其在新旧约圣经的启示里面，以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为人中保，舍身救世的恩功上面。我在圣经和福音的奥秘之前屈身敬拜，我不敢用科学方法来企图解释这里面的奥秘。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的讨论，我只有敬谢不敏，置身事外。我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上帝已准备我为基督徒；我深信我们在神的亮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仅凭人的理智对于上帝一切无谓争论之空虚。”
计氏又在其所著《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一书中，论教会在罗马衰亡后的力量，说：
“当欧洲面临暴力侵略，行将沦亡之秋，幸赖有一种伟大磅礴的道德力量，维系其民族生命于不堕，如果那时没有教会，恐将为暴力所征服。因为只有教会，才有道德力量，能维护并宣扬神的教训与律法；只有教会才能宣布伟大的真理，成为要类希望的根基，因为唯有上帝的律法，乃是超越一切的律法，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万世而不移的。”
计氏又论宗教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说：
“基督教会对于近代欧洲道德学术的发展，实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近代欧洲学术道德的进步，主功乃是神学的。史实证明，从第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千余年之间，支配人心者，乃是神学。而一切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问题，也都从宗教观点出发；甚至数学及物理学也尊重教会的教义。所以神学的精神，几乎成为当时欧洲社会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直到培根、笛卡儿时代，才把英法人的思想与心意，带领到神学领域之外。基督教会对于欧洲各国人心影响之大，实非其它各国可与比拟。在东方国家，宗教与学术，是分为两橛的；在欧洲，宗教与学术，乃是‘水乳交融’的。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性质不仅是人文的，也是宗教的；可以说，乃是‘天人合一’、‘人神同工’的结果。”
但是这种绝非意味着欧洲的学术文化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计氏论宗教改革运动说：
“宗教改革，乃是一件划时代的大运动，乃是由人心的心志发出来的一股伟大力量，使人类得到自由，可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换言之，这乃是解放人类理性和反对教会专制的伟大运动，这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所以改教运的结果，乃是人类思想自由发展一个极大的进步，乃是人类心志解放的重大发展。”
最后计氏又论圣经的权威说：
“在信与不信两种思想斗争中，最有效的作战和致胜的法宝，乃是真神启示的，充满力量的圣经。”
2。 莱基（William E。H。Lecky 1838…1903）
著名的爱尔兰历史家莱基著有《欧洲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Europe。1865。2 vols）、《欧洲伦理史》（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1868。2 vols）及《十八世纪的英国》（Emgland in the 18th；Century；1878）诸书。莱氏虽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然在其所著《欧洲伦理史》一书中，有一段对耶稣基督颂扬备至；并论耶稣基督的人格与教训，对于后世人类之伟大影响说：
“基督给予世界人类一个崇高的圣范，虽经一千八百余年长期的变迁，但却始终使人类的心灵里面，充满了一种感人以深的爱心，而且无论在何时代，在何地域，在何环境，都能充分表露与体行，不但成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德性的典型，而且还是这种伟大德性实践的动力。主耶稣在世传道，仅短短三年，但其影响人心，改变人性效力之宏大，实远胜世间一切扣学爱的探讨和道德家的劝勉。”
“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其真正的源泉乃在耶稣基督。不论人心如何败坏，罪恶如何深重，不论大主教会僧侣如何专擅腐化，不论教会如何遭遇逼害，不论狂信派之如何感性用事，都不能损害真正教会之尊严。因为基督的圣范，永远昭垂，乃是改造人心的不易原则。完全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林前13：5），这种舍己无我、无限伟大的爱心，乃是改造人格的动力，亦为一切德性的源泉。”
3。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治学精勤，研究广博；其所著《历界学者》为公认的巨著。他治史的方法，注重客观，不象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了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智儿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和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发心理史观，伟人史观，地缘史观等说），这方面的成就而言，汤氏对史学的贡献，其功实不可抹煞。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汤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性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性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令“个人偶像化”、“制度偶像化”，遂使群众失望离心。但汤氏又认为文明的兴哀，乃是形成“普世的宗教”必经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最后乃在宗教的复兴，使这罪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
汤氏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都已失败；故无论英雄豪杰、圣君贤相、复古主义、未来主义，均无补时艰。人类唯一希望，惟在‘超人化身的基督’。”
惜汤氏非神学家，汤氏亦自承其学说非宗教的信仰，乃为史学的结论，故其对“真神”与“基督”之观念，颇多可议之处。尤以其近著《历史家的宗教观》（Christian Approahc to Religion…Oxford；1956），一书为甚，作者已撰《基督教的历史观》，加以批判，兹不详论。但上述各点，汤乃氏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分析比较的结果，乃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结论，正可借为基督圣道作‘旁证’。
汤氏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语的注解”，所以戴维氏（D。R。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六千年人类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人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的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绝非人力所能挽救！”（见戴氏著《打倒人类的虚骄》（Dowm Peacick's Feathers； Macmillan；1944）
汤氏虽误以神即‘超人’，但却认耶稣基督乃为一救世者，一个超凡入圣崇高伟大之目标。又谓：人类文明的进步，乃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