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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详细情况，见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
＇583＇，Ⅰ，第 37—45 页；黄仁宇：《中的行政统计数字：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官僚主义的批
评的一个例证》＇249＇，载《明史研究》，16（1983 年春季号），第 51—54 页。又见黄仁宇：《16 世纪明
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 年），第 101 页。
到很好的接待。１２ 月，皇帝在建州设一女真卫，并赐官印以及钱钞、丝绸、
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礼物给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个卫在女真领土上建
立。在永乐在位的以后时期，在满州设立 １７９ 个卫和 ２０ 个所，以确保女真人
的臣服和纳贡贸易的顺利进行。许多在适当时机得到官衔、官品和贸易特权
的女真部落领袖放弃了与朝鲜的联系，宣布他们效忠于明朝朝廷。②
生女真对 １４０３ 年中国使团的反应是回派了一个使团，但他们依然是靠不
住的。１４０９ 年初期，永乐帝派宦官亦失哈率一专门使团前往生女真的领地；
亦失哈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为明朝效劳。１４１１ 年，他率 ２５ 艘船和千余人
驶往位于北满边远地区的奴儿干，在那里几乎没有遇到反抗。他厚赏地方部
落领袖，设立了一个都指挥使司，并说服部落领袖们派一朝贡使团与他一起
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领使团去奴儿干，最后一次在 １４３２ 年；明朝廷
设立了一系列的驿站，以便与住在偏远的北方的女真人联系。为女真人设立
了边境集市，少数集团获准在辽东的中国边境境内或邻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
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礼物和粮食，有些部落领袖还接受了低官阶的武职和官
衔。他们则报之以向明朝廷进贡土产品。①
因此永乐帝能够不诉诸武力而与女真诸部落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在与
几个主要的女真集团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就能集结其武装力量去征讨蒙
古。同时，通过设置防御性的卫和运用纳贡制度，他满足了女真部落领袖的
某些经济的和身份的要求，因为这些部落领袖派遣纳贡使团来到中国，为的
是取得金银、丝绸、粮食和其他用品的礼物，和享有在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
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诸如马匹、优质裘皮等商品，还能得到诸如在帝国
内不能搞到的人参等药材。
朝鲜
建于 １３９２ 年的新的李氏王朝的朝鲜国取代了长期衰落的高丽王国，它的
几个国王证明是易于接受新事物和听话的。明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几个目的服
务。朝廷谋求破坏朝鲜在女真族中的影响和确保中国边境的安全以对付蒙古
的入侵。朝鲜统治者不但重视对北方的诸部落的防卫，而且珍惜他们与明帝
国的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因为他们认为，这类联系会带给统治王室以权威和
正统性。
１４０２ 年 ９ 月，永乐帝派俞士吉（死于 １４３５ 年）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１４００
—１４２２ 年在位）他登基之事。１１ 月，国王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１４０３
年他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这两个要求都被批准，
它们标志着定期互派使节的开始，使节的交流有时一年两三次。朝鲜人进贡
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 １４２９ 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
１５０ 两黄金和 ７００ 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
——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
誉的称号。①
但是，明朝廷常常对朝鲜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史料中只
②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第 83—85
页。关于郭资的报告和分析，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 50 页。
① 见莫里斯？罗塞比：《明代中国和吐鲁番，1406—1517 年》＇435＇，载《中亚评论》，16，3（1972 年），
第 206—222 页；罗塞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和内亚》＇433＇，第 23—31 页。
① 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载《通报》，62，3（1976 年），第 15—31 页。
是一笔带过，但在朝鲜的记载中却有详细的论述。例如，永乐帝经常索取马
和牛以供军用，而朝鲜王便应命在 １４０３ 年送去 １０００ 多匹马，１４０４ 年送去 １
万头牛，１４０７ 年送去 ３０００ 匹马，以及 １４１０ 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马，以支援对
蒙古的第一次征讨。还有特殊的要求。在 １４０３、１４０６、１４０７ 和 １４１１ 年，永
乐帝派他的高级宦官黄俨前往朝鲜索要铜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经的纸
张。①最为声名狼藉的要求是要朝鲜的美女，以充实皇帝的后宫。１４０８ 年，
黄俨被派去为后宫选处女，朝鲜王勉勉强强地照办了。送往北京的 ３００ 名处
女当中有五个人中选，其中的一个即权美人（死于 １４１０ 年）。她成了永乐帝
所宠爱的妃子，她的家属得到丰厚的礼物和很高的荣誉。１４０９ 年再次向朝鲜
索要处女。朝鲜人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忍受一定的耻辱去满足这些持续的
要求；但是朝鲜王为了他认为的迫切的政治原因，不得不答应明朝皇帝的要
求。①
日本
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 １３８０ 年已经中断，因为洪武帝怀疑日本人与他的失
宠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结，企图篡夺皇位。关系在 １３９９ 年首先被足利将军三世
义满（１３５８—１４０８ 年）恢复，他刚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权威。这位挥霍的将
军对中国文化的爱慕是由他周围的禅宗僧人培养起来的，他急于恢复与中国
的外交关系，这部分地是为了从有厚利可图的对华贸易中获益。１３９９ 年，他
派一个使团带了一封颂扬的信件和贡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团受到良好的接
待。义满的第二个使团在 １４０３ 年晚期抵达南京，在随带的信中，将军自称“臣
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和有争议的事件。这是来朝新帝
的第一个外国使团。①
永乐帝敏锐地看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高兴的
是，日本的将军表现出承认他的宗主权的姿态，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间的贸
易和在结束日本在中国沿海的海盗行为方面进行合作。１４０３ 年 ９ 月，朝廷向
日本商人重开宁波、泉州和广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赵居任（死于 １４０９ 年）
去日本缔结商业协定。该协定规定，在建立了称之为勘合制的公认的和有节
制的贸易形式后，将军的代表获准在宁波贸易，同时要递交与市舶司的中国
官员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贸易使团不得超过两艘船和 ２００ 人，不
得携带武器，应每十年派出一次，不过最后一条规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规的贸
易中被忽视了。
在 １４０４ 至 １４１０ 年期间，中国和日本经常互派贸易和外交使团。这种真
诚的关系因义满的善意而得到促进；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盗并把他们送往明
朝廷的诺言。当义满于 １４０８ 年去世时，明帝告诫他的继承者义持继续镇压海
盗。但在 １４１１ 年，义持拒绝接待中国的使团，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断与明朝廷
的关系。新将军摆脱了他父亲周围的禅宗僧人，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
① 见 J。弗莱彻：《中国和中亚》＇165＇，第 209—215 页。
① 关于陈诚的出使，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 17—25 页。陈的两个行纪名为《西
域行程记》＇52＇和《西域番国志》＇51＇，都写于 15 世纪早期；载曹溶辑：《学海类编》，1831 年；《四部
丛刊三编》，33，影印本，台北，1975 年。后一个行纪已被罗塞比译成英文：《陈诚的英译
文》＇437＇，载《明史研究》，17（1983 年秋季号），第 49—59 页。
① 关于沙合鲁的宫廷史学家所写的波斯文记载，见 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录》＇367＇
（纽约，1934 年；1970 年再版）。
１４１７ 年 １１ 月，在中国沿海抓获了一些日本海盗以后，中国皇帝又试图与义
持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将军宣称，日本诸神禁止与外国来往，他的父亲已
经被他的顾问引入歧途。这样，官方的大门再次对中国关闭，不过私人的贸
易通过日本南部的诸港口仍在继续进行。
东南亚
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
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政治势力范
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
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外国响应这些
主动行动，这不但因为它们担心拒绝会遭到军事报复，而且因为它们看到了
与中国建立关系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②
１４０２ 至 １４２４ 年期间，明朝廷派了 ６２ 个使团至东南亚各国，并接待了 ９５
个回访的使团；这不算派至安南和从安南派来的使团，因为安南在 １４０６ 至
１４２７ 年期间是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些使团建立了与大部分重要国家——从
菲律宾至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岸——的联系。①皇帝派使者携带宣布他登
基的诏书至东南亚各国去建立关系；当这些国家作出反应时，他就经常派使
团向它们的统治者赠送礼品，礼品包括历法、丝缎织品、瓷器和铜钱。皇帝
还为两个东南亚国家撰写铭文并赋诗，一次是在 １４０５ 年为马六甲王写的，一
次是在 １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