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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提高了皇帝作为圣哲之君的形象，同时又阐明了渊源于宋儒学说的主
要传统——它被宣布为明王朝的正统学说——的帝王思想体系。
１４１４ 年末，皇帝命令一批翰林学士汇编朱熹和朱子学派其他宋代大师所
写关于《四书》《五经》的注疏，并且摘编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论述。
这些汇编著作在 １４１５ 年 １０ 月完成并呈报朝廷，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
理大全》为书名，在 １４１７ 年 ４ 月予以颁行。这个做法正式承认它们是熟悉儒
家学说的法定的捷径。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666、1536 页。
编订这些著作的背后有几种原因。首先是需要有一种标准的《五经》、
《四书》注疏本，以便在学校和科举中使用。虽然朱熹对于经籍的注释长期
以来被视为在这种课题上的定论，但他的注释有不同的版本，学生必须知道
哪一种版本被规定在正式场合使用。就《四书》来说，朱熹认为《大学》是
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的综合；它变成了在帝国学校课程中使用的首要的课本。
可是，也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理由来编订这些著作，特别是编订《性理
大全》。皇帝认为，宋代哲学家做出了新贡献，他倾向于把他们的著作本身
也看作是经典著作。因此，他在给编订者的指示中强调宋代大师们的“发明”，
并且要求把他们的观点融合进经书和注疏中去。皇帝用这种办法含蓄地承
认，正统传统并不是固定在遥远的古代而停步不前，它给后来的扩充、甚至
于革新留下了活动的余地。
他个人对这项计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认为《大全》已囊括了所有真正
的学识，从而使他义不容辞地把这些真正的学识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去，正像
古代圣哲之君过去做过的那样。也可以这样说，通过指导帝国的学生用集中
精力来学习钦定精选的经书和新儒学学识的方法以准备科举考试，他能够运
用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方式，以保证学生符合他的标准。这种办法产生了压
制自由研讨和限制有创造性的及广泛的学术活动的后果，因为要在科场得
意，这一切已经没有必要了。③
皇帝还支持汇编几种经书和文献的大部头集子，这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作
为经书遗产和学者精英阶层的庇护人的美誉，一方面又为文官和宗室提供了
指针和伦理标准。他的一个庞大无比的文献计划是要总括无遗地收进一切现
存的经典文献。１４０２ 年 ９ 月，皇帝任名翰林学士解缙和其他一些人负责这项
工作；他们在 １４０３ 年 １２ 月便完工了。皇帝给这部完成的总集命名为《文献
大成》，但是他并不满意它所包揽的范围，因此又下令大规模地予以修改。
这项计划于是交由姚广孝和解缙承担：有 ２１６９ 名学者从翰林院和国子监抽调
出来担任此书的编修。
这项工作全部完成于 １４０７ 年 １２ 月，它被称为《永乐大典》。它包括 ２２２７７
卷，仅目录就达 ６０ 卷。①此书从未公开印行，仅在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几部手
稿，至今只存留 ７００ 卷。但是从这些剩下的卷数来看，就可以意识到它的范
围之广泛、材料之丰富和用于搜集与准备的时间与工夫。它包括的材料有下
列各种门类，即经籍；历史；典章制度；礼仪；法典；军事；哲学；佛教；
道教；天文；算学；地理；医药；动物；植物；文学；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
戏剧。这部著作还收了整个元代的类书《经世大典》。这部巨著不是没有它
的政治实惠的；但是，这部类书汇编对于中国的文献文化来说，其重要性是
不可估量的。经典著作久远遗产的丰富材料现在被收集在一起，有易于查阅
的分类，并且被传给了后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 １７ 世纪编纂更加宏伟的《四
库全书》目录学的编者们有可能在当时还大量存在的《永乐大典》中，挑选
散见于书中各处的许多引文而恢复了已经遗失的几百种著作；１９ 世纪的纷纷
扰扰对此书的最后消失是负有责任的。①
③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 207—218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627—628、1537 页。
① 关于其中某些人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234、531、1224、1483 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第 260—262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
第 1484 页。
由这些学术著作所培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皇帝俨然变成了
一位圣君，一位人民的导师，一位学识的庇护人。它们也使一种经籍和文献
的集成广为传布，这个集成对于学术研究，对于阐述伦理和权威问题上的正
统观念，对于科举考试，对于定出公共行为的官方法典来说，都是有用的。
除了《永乐大典》外，其余几种小型汇编都曾在官员、帝国的学校和应科举
试的士子中散发；有几种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鲜这样的藩属国家，从而在国
外也促进了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总之，它们形成了士人阶级的理智观和文
化观，同时又为帝国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原理。
对外扩张的军事战役
永乐帝想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倾心于用军事征服来达到这个
目的。他四面出击：出击北方、西北和东北的边境地区；深入亚洲内陆；通
过亚洲海路远至波斯湾以西的各地。他想方设法到处扩张他帝国的政治的、
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不是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军事对抗或公开的侵略。皇
帝也力求用外交使节和给予贸易特权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些贸易特权是在洪
武帝建立的朝贡制度下给予外国的。然而当局势许可时，皇帝也毫不迟疑地
要动用武力。②
北方边境的局势在他即位的初年是相对地平静的。在中国北方和西方的
大草原上，成吉思汗后人中的蒙古帝位觊觎者们主要已被非成吉思汗子孙的
部落领袖们所取代。满洲西北部的几个蒙古部落已向明朝投降，现在并入了
明帝国的军事结构中，成为它的兀良哈卫，也称为三卫；有些部落在内战中
跟随皇帝一起打仗，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它们一直很友好，并继续它们的朝
贡关系而未发生意外。其他蒙古人已归顺汉人统治，并已迁入华北；许多人
服帝国的兵役或者做各种其他工作，对新的统治者继续效忠。 ①
这些发展促使皇帝把这些忠诚的蒙古部落也计算在北方边境的一个
１４０３ 年 ４ 月付诸实行的新的防御计划之内。他把忠诚的兀良哈蒙古人再南迁
到今天的热河（从前宁王的藩封）的大宁附近，希望他们的存在会加强边境
的防御。为了减少军事开支，他把洪武帝建于长城以北各卫所的防御部队南
移到北京正北的地区。与此同时，皇帝又把位于内蒙大宁的北京都指挥使司
南撤到北京西南的保定。除了在满洲女真人住地所建立的卫所部队之外，没
有正规的中国卫再设立在长城沿线之北了。这些新措施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好
处，但它们是以目光短浅的假设为基础的，即假定蒙古各部落会永矢其忠诚。
但是，防御方针上的这些改变给后来北方边境上的防御带来了有害无益的影
响。②在西面，皇帝尽量与绿洲上的诸穆斯林国家和城镇建立友谊；这些国家
和城镇位于从中国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哈密和吐鲁番往西远至撒马儿罕和哈烈
的商路上，撤马儿罕和哈烈当时在帖木儿帝国的统治之下。明朝廷派出的使
② 见杨启樵：《明初人材培养与登进制度及其演变》＇604＇，载《新亚学报》，6，2（1964 年 8 月），第 365—372、
384—390 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北京，1950 年），第 338—345 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
载《通报》，49，3（1961 年），第 126—131 页。关于这些宦官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94、
522、685 页。
② 关于东厂，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592＇，载《灯下集》（北京 1961 年），第 81—86 页。
节给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们送上了礼物和封号，并邀请他们以朝贡国身
份和中国做生意。许多这种国家都起而响应。１４０４ 年 ７ 月，哈密的统治者安
克帖木儿受明朝廷的王的封号；１４０９ 年 ６ 月，瓦剌的三个酋长——远在准噶
尔的西部蒙古的主要集团——也学了样。帖木儿帝国的强大君主帖木儿仍然
是皇帝在极西部的唯一的敌手。从未喜欢过中国人的帖木儿曾经处死了洪武
帝和永乐帝两人派来的使臣。１４０４ 年 １２ 月，他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进袭。
但是中国人很幸运，他在离最近的明朝前哨几百英里的路途中死去，因此避
免了一场血腥的对抗。①
蒙古人仍然是明帝国的最大威胁。在兀良哈诸卫的西方和北方，外蒙古
的蒙古人一直拒绝承认明王朝的权力。在西方，卫拉特诸部落的领袖们虽然
已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经常既打明人，又打东部蒙古人。东部蒙古人也一
般地敌视明朝的统治；他们常常侵犯明朝边境，掳掠边境地区的粮食和畜群。
由雄心勃勃的酋长马合木（１４１６ 年死）率领的瓦剌蒙古人也同样受经济的和
政治的不稳定之苦；他们不仅和东部蒙古人世为仇敌，也经常进犯明朝边境
抢劫粮食和其他日用品。①皇帝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于 １４１０ 年到 １４２４
年之间发动了五次战役来惩罚东部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诸部落，以稳定中国
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并且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
古民族。
蒙古之役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发动是实行报复，因为 １４０９ 年东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
处决了中国人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