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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 １０ 天的功夫写成，其时在 １３７５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１５ 日。④正像他在此书的
序中所说，他曾经在以前读过《道德经》，但他很难掌握它的全部意义。他
竭力搜求注疏和关于此书的专门名家，但这些都未能使他感到满意。最后，
他花了一段时间深入细致地研习了它的文字，形成了他自己的关于该书意义
的结论。他指出，他很关心重刑的效验。它能不能防止人民犯罪呢？他亲眼
目睹许许多多证据表明，它不能防止人们犯罪，因为严刑重罚没有使他得到
他所希望取得的任何无可置疑的权威。《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惧之？”①这句话深深打动了皇帝，因为它触及了他的统治方法的根子。在
他统治的开始年代，他处死过许多的人。因此他说道：“当是时，天下初定，
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②
也许皇帝已真正感到胆战心寒，因为大批地处以极刑之举并没有阻止他
所认为的胡作非为。１３７６ 年他处死了数以百计的人，因为这些人为了简化申
报手续而犯下预先在财政文件上盖印的罪行。这个案件被称为“空印案”。
地方官员一直用的是一种方便的老办法，使用盖有钤印的空白的申报表册来
上报运送给南京的岁入；在南京则在扣除了运送途中的折耗之后登录实际总
数。这样就会消除财政申报中不符合实际的差额，因为地方官员不能预先知
道运送的损失究竟会有多大。但是，皇帝对这种办法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
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
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他不仅严厉禁
止使用空印，他甚至把所有在空印表册上有了姓名的官员一律处死。有些材
料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③
皇帝本人对于粗暴地对待空印案中的官员一事请求批评。由于日月星辰
发生异样的凶兆，按照传统办法，他在 １３７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诏求官员们直言
③ 1389 年版本据说保存在朝鲜的 1395 年版《大明律直解》＇286＇中，高土褧和金祇编（1395 年；重印本，
汉城，1936 年和 1964 年）。实际上这个文本包含 442 条，而 1389 年版应为 460 条。1397 年版也与此数相
同。《直解》在朝鲜文本中是用中朝官体书法——吏读——写的。此种文本于 1936 年由朝鲜总督府中枢院
在汉城重印。它的现代版本是 1964 年在汉城由法制处出版。在这一版中，吏读字体的《直解》也被翻译成
了现代朝鲜文。
④ 《国榷》＇498＇，5，第 513 页；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徐九皋编（1535 年；重印本，台北，
1965 年；重印本，京都，1973 年），15，第 1 — 2 页。关于对皇帝御注的详细研究，见柳存仁：《道藏本
三圣注道德经会笺》＇352＇，载《和风堂读书记》（香港，1977 年），1，第 59—224 页。又见小郎洛瓦：
《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307＇，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43，1（1983 年 6 月），第 97—139 页。
① 陈荣捷译：《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作），第 74 章》，载陈荣捷译编：《中国哲学资料》（普林斯顿，
1963 年），第 173 页。
②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第 1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75 页；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
问题》＇132＇，载《东洋史研究》，37，3（1978 年 12 月），第 12—13 页；《国榷》＇498＇，6，第 542 页。
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587＇中（第 256—257 页）把“空印案”的日期错误地定在 1332 年。
切谏。叶伯巨的上书是最详细和最具毁灭性的。①叶伯巨当时在山西平遥（太
原西南）供职。当皇帝读了叶伯巨的批评以后，他盛怒之下下令用枷锁把叶
伯区解到南京。叶伯巨不久便饿死在狱中。他的批评讨论了明朝统治的三个
大问题：分封血亲诸王及其掌管兵权的问题；皇帝信赖严刑重罚的问题；以
及皇帝建立统治的制度过于匆忙的问题。
叶伯巨说，过分热心地分封诸王可能为将来某一亲王僭位创造条件。他
剀切地预言燕王终将有争位之举（见第 ４ 章）。关于第二点叶伯巨指出，当
时的文人认为他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被召去给皇帝供职。他说，他们之所
以那样想，是因为他们确知他们会因自己的努力而被罚作苦役或受答杖之
苦。叶伯巨含蓄地援引空印案为例，他批评皇帝过分地和不近人情地强调单
纯的官僚集团的诚实而牺牲了效率，同时他责备皇帝没有能够劝说官员们更
加努力地提高公众的道德和风尚。
对空印案展开最详尽批评的是另一位学者郑士利，他也是响应皇帝号召
直言极谏而呈上奏章的。②他也引起了皇帝的勃然大怒，因而被判处苦役。郑
士利争辩说，皇帝对使用空印表册所发的脾气是不讲道理的。这种表册之所
以被使用，是因为不用这个办法，对边远县份来说，要申报准确数字得花上
一年时间。他还指出，原来并没有反对空印办法的法律，所以皇帝利用有追
溯效力的法律来惩办人民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的任何论据都没有受到皇帝
重视——总之，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
１３７６—１３７７ 年，在行政和礼仪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
改变是建立了 １２ 个省一级政府，用它们取代了元代的行中书省。这种新的省
一级行政被称为承宣布政司；它与 １３５７ 年创立的都指挥使司相平行。①
１３７６ 年，两年一度分别举行的郊祀天、地之礼在施行了九年之后，皇帝
感到需要加以简化。他坚持说，分别祭祀天和地是不合乎自然的，正如把祖
母和祖父分开祭祀一样的不合人情。所以他命令官员们给他找出合祀的历史
根据，他同时又要求另造一特殊享殿用于新的“大祀”。第一次这样的祭祀
举行于 １３７７ 年阴历十一月，后来它每年在阴历正月举行。１３７７ 年和 １３７８ 年
这种祭祀必须行之于奉天殿，因为新起的大祀殿尚未完工。②
皇帝也改了祭祀社稷神灵的许多细节。他有一般常人的想法，不愿淋雨；
１３６８ 年他询问官员，如果天气恶劣时在户外进行祭祀，造一个建筑物来保护
他是否可行和正确。１３６９ 年他建起了望祭殿，当他主持社稷坛的祭祀时他就
可以在这里暂避了。但是，他在 １３７７ 年又再作了改动：他得出结论认为，像
分开祭祀天和地那样，分开祭祀社和稷也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有一名学者马
上建议在皇城的午门外建一个合祀之坛。这位学者还建议，社稷坛的祭祀本
来属于第二等祭祀，可以提高它的等级为大祀。他进一步提出，合祀的神灵
（这里指勾龙和周弃）的位置应该由已故的皇考来顶替。③
①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72—1576 页；《明史》＇41＇，139，第 3990—3996 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575—1576 页，以及《明史》＇41＇中的本传，139，第 3996—3997 页。
① 见杨联陞：《明代的地方行政》＇608＇，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
1969 年），第 1—21 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载《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集》，
34（安阿伯，1978 年），第 38—39 页。
② 《明会要》＇364＇，1，第 87 页；《明通鉴》＇210＇，1，第 180 页。
③ 《明会要》＇364＇，1，第 87—89 页以下；《明通鉴》＇210＇，1，第 179 页。
这样一来，皇帝的祖先们也在皇帝的祭典中被抬到了重要的地位。皇帝
的父亲早已配享了天地。１３６９ 年，皇帝的父亲已配享天于方丘；１３７０ 年又使
他配享于圜丘。这些步骤把皇族抬到了空前的高度。
胡惟庸的权力在 １３７６ 年和 １３７７ 年开始增长。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１３５５
年参加朱元璋幕府，从 １３５７ 年以来便赢得了他的领袖的尊敬。①在 １３７３ 年和
１３７７ 年之间，他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李善长和李文忠在这时的地位比他的
更重要。但是，胡惟庸在 １３７７ 年开始得到皇帝越来越多的恩眷。１３７６ 年李
善长在他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
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 １３５５ 年以来即给朱元
璋服务；他可能嗜酒，肯定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总而言之，当
李善长的跟从者之一胡惟庸升为丞相时，汪广洋就成了胡惟庸的下级助手。
派系斗争和官场中的紧张情况开始影响政府的工作。
在面对派系纷争和情报被切断的情况下，皇帝开始扩展权力到情报的搜
集和传递程序方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
政的要件；这就是通政司，它应该审查一切命令，并且让“实封直达御前”。
②他也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
上的下情得以上达。③
已知的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 １３７７ 年 ８ 月发动的。胡惟庸已经把他
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撵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
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
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他要求皇帝把他们斩首。皇帝对此很发怒，
命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狱。但是，这位御史并未处死。尽管他的行为莽撞，
他却活到了为下一代皇帝出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