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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０ 年才计划既从北面、又从东面的天险三峡侵入四川。明朝皇帝派了自从
１３６５ 年起就做湖广行省平章的杨璟入川，并随身携带了一道有优厚条件的招
降诏书，但是夏政府迄未答复。
朱元璋在部署 １３７１ 年战役的时候，命令徐达本人留驻北京，指挥所留下
的部队以守卫北方边境。邓俞被派往襄阳办理沿汉水而上进入陕西的军需运
输问题；在陕西，傅友德正调兵准备从北面进入四川。汤和和廖永忠则计划
率领水军通过长江三峡进入四川。
北面的入侵事实上进行得比较容易，但是，长江地区的进军受挫。夏初，
傅友德进军迅速；他拿下了阶州（今甘肃东南）和几处地方，然后南下至嘉
陵江流域。夏军大部分集中在长江前线，他们希望会在这里打主力战。尽管
他们在最后一分钟还在重新部署兵力，傅友德的军队在 ７ 月 １３ 日攻下了汉州
（成都以北 ２５ 英里处）。在长江方面，夏军在四川东部边境的瞿塘峡上安了
吊桥，吊桥上又装了石弩，可以攻打企图通过的船只（以及拉纤的水手）。
夏军的抵抗如此激烈，以致汤和在头一次攻击不顺利的情况下就拒绝再发动
攻击了。廖永忠最后终于用炮火摧毁了吊桥，然后强攻瞿塘峡阵地，再西上
攻占了附近的夔州。当明朝的联合水军于 ８ 月 ３ 日到达重庆时，明昇的政府
便投降了。一个月以后，傅友德完成了北路作战任务，占领了成都。四川变
成了明王朝的一个省，明昇则被送往南京，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一起同过寓
公生活，他们两人后来都被放逐到朝鲜。
和蒙古人的战争，１３７０—１３７２ 年
平定四川后，明军便能转过身来重新对付蒙古人了。明军在 １３７０ 年对蒙
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 １０ 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
直至长城的统治。此后，明府政即对蒙古的元军残余势力采取外交攻势。其
目标是要蒙古人承认明朝继承了天命，言外之意是元朝曾经合法地承受过天
命。在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马上准备编纂《元史》（１３６９ 年）；它对察罕帖
木儿的阿谀之词显然是说给仍然强大的扩廓听的。俘获爱猷识里达腊的嗣子
买的里八剌之举，使得明政府有可能把他当作反对元朝新帝的有用的杠杆。
明朝廷在 １３７０ 年有两次送信给爱猷识里达腊劝他归顺新皇朝，并威胁说，如
果他不听话就要侵入蒙古。这两次外交活动都没有取得成效。扩廓过去就瞧
不起爱猷识里达腊，但是他不想背弃对元王朝本身的忠诚，因此爱猷识里达
腊甚至没有给予答复。在拿下四川以后，明帝于 １３７２ 年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
动，以期摧毁蒙古人。
号称有 １０ 万人的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这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令人望
而生畏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徐达调集了 １５ 万骑兵，并且奉皇帝之命出山
西之雁门关，再向西北行军 ７５０ 英里跨越戈壁沙漠径趋哈尔和林。另有两支
较小的军队交给了冯胜和李文忠带领。冯胜的任务是去平息至今尚未归顺的
甘肃走廊西部诸府。李文忠则是从应昌前去降服还留在内蒙和满洲的更多的
蒙古人。为了支持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吴禛被派负责经海路运给养到辽东半
岛。
徐达的军队在初春季节横穿了戈壁，在外蒙古搜寻扩廓帖木儿的部队。４
月 ２３ 日，青年英俊的都督蓝玉的部队在土剌河附近找到了一部分蒙古军队，
并打败了他们。扩廓在以后一个多月避免作战。当这两军在 ６ 月 ７ 日相遇决
战时，徐达遭到惨败，损失军队“无虑数千万”。史料未细谈这次战斗或准
备这次战斗的部队调动情况，但是按情况可以知道，蒙古人的取胜是照他们
的传统打法打的：即让敌人搞无效果的行军来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
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徐达匆匆忙忙地从外蒙古撤退了他的残余军队。
李文忠的远征也进行得不顺手，虽然不那么引人注意。李文忠在 ７ 月初
到达外蒙古。中国军队在土剌河附近与蛮子哈剌章的蒙古军遭遇，明军追至
鄂尔浑河时，蒙古人突然掉头抗击，并且出奇兵迎战。明军士兵屠宰了他们
带来作为口粮的牲口，在临时筑起的防御工事中抵抗了三天。后来蒙古人撤
退了，李文忠才把他的部队撤回中国。李文忠照样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胜利，
但他舅父对他甚至比 １３７０ 年时更不感兴趣了。８ 月份，这时作为李文忠部下
的汤和也被打败了。
在甘肃，冯胜进军远至敦煌，打了许多胜仗，俘获了许多牲口。甘肃走
廊从此一直归明王朝统治。
虽然在永乐时期，明帝曾率领规模大得多的远征军进入外蒙古，但 １３７２
年的这次失败的战役在明朝这方面的努力中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次。从外交意
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 １３７２ 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
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
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后来的清王朝诸帝便很成功地实现
了这一目标。１３７２ 年的失败使朱元璋的雄心受到抑制，放弃了并吞外蒙古的
目标。在后来的 １５ 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
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 １３８７ 年重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并无迹象表
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１３７４ 年，朱元璋把买的里八剌王子从他备受优遇的南
京遣回到了他父亲身边。可是，当爱猷识里达腊 １３７８ 年死去以后，继承人却
是他的兄弟脱忽思帖木儿，而不是这位颇具亲明倾向的年轻王子。元朝统治
者一直坚持他们是中国蒙尘的皇帝，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对外蒙古部落社会
的实际控制正在不断地削弱。①
军事体制的稳定
尽管 １４ 世纪 ７０ 年代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但这 １０ 年明朝军事制
度却出现了很明显的“草创后”的态势；这时军队事实上不再是与明政权平
起平坐的结构，而是变成了它的组成部分，虽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可以说这个过程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在基层的卫所方面，由于精
心地兴办了军屯制，军队越来越能自给自足了。在行省一级和地方政府方面，
随着文官职能的扩大，军队支配一切的状况走到了尽头。在最高层方面，军
事指挥精英阶层因建立了贵族继承制而正式形成。
在王朝的建国战争时期，明军因吸收战败敌人的军队而得到扩大。１３６４
年改编军队时建立了卫所制度，这是因为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处理这
种来源的大量军队。由于明军吞并的领土越来越多，新军事单位的建立是为
了戍守的目的，所以卫所的总数据称在 １３９３ 年有 ３２６ 个卫和 ６５ 个独立所。
１３６８ 年以后明帝国可能拥有超过需要的士兵，但是，要复员这么大量丧失了
原来生计的士兵从社会意义上说是不适宜的。朱元璋在整个内战的危急时期
曾经试验过用屯田来解决兵食的问题。城市的戍守部队甚至在战争进行时也
能用部分时间经营屯田，有些部队能够既供应自己的需要，也生产些剩余粮
食。
１３６４ 年改编以后，每一个新卫所在建制时都分配有军用农田。在正常情
况下，每支军队约 ７０％的士兵应该搞耕种，其余 ３０％则执行军事任务。在汉
唐时代，士兵耕种的军屯是边防的重要因素，但在辽、金、元时代，被一般
农民耕种的国有农地则为其成员一般是非汉人的军事部队提供给养。明代的
军事体制借鉴了这两种传统，但又大大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在 １４ 世纪
７０ 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军队是由服现役的各种不同的卫所部队组成，让其
余的部队放手耕种。士兵有世袭的服兵役义务。他们单独立军籍，其中每家
每户必须由每一代出一个丁壮服兵役。这种把世袭军官、世袭士兵和军事管
理下的农田结合起来的办法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
无效率的。它到头来摧毁了这整个制度的军事性质，但它在 １５ 世纪 ３０ 年代
以前一直运行得相当好。
今天中国本部的省区地图仍然保持着 １４ 世纪 ６０ 年代明王朝建国时的模
样。它以元代为范本，每一次重大征服之后就建一个行省，置于高级将领的
控制之下。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行省拥有全省的军事指挥机构，称为行枢密
院；它在 １３６９ 年改名为都卫。可是在实际上，军人在整个明王朝建国时期的
省政府内都拥有最高级的名义上的文职职务。这种情况在 １４ 世纪 ７０ 年代有
①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71—76 页。
了变化，那时正常的办法是把南京六部的尚书提升到行省政府的领导职务。
这就让都卫指挥使变成了每一省的最高军职，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地用来
处理卫所的行政工作，而不是用来指挥实际的野战。１３８０ 年，都卫改名为都
指挥使司，但职能方面毫无变动。
１３７０ 年，明政权的 ３４ 名主要将领被授予世袭的公爵或侯爵，这些爵位
都在正制九品之上，拥有这些爵位的人有在战时指挥军队的专门任务。这些
人之所以这样受尊崇是因为他们是朱元璋在内战年代中的主要合作者。名次
最高的 ６ 公和 １４ 侯都是朱元璋最初 ２４ 名兵士中的幸存者，或者是在这第一
批人之后不久的归附者。它下面的 ５ 侯是巢湖海盗集团的领袖，他们在 １３５５
年的投顺才使得明军有渡江的可能。剩下的 ９ 侯原来都是敌方将领，他们投
降于关键时刻，因此有助于明王朝的事业。１３８０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