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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历史著述另一类型的革新。 ①
《明儒学案》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一部激起了全国兴趣的著作。①它是按照思想派别排列的。介绍的每位学者先
有一篇小传，然后是对他的思想的陈述。这样，明代的思想趋向的过程就变
得很清楚。在中国的目录中，这部著作通常被分在传记类，对它的特点估计
不足。黄宗羲还开始编著一部关于宋元时期的类似著作《宋元学案》，他死
后由其他人完成。
１６ 世纪时，政府部门也开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编纂关于他们自己的机构
与活动的志书。它们保存了关于体制和行政事例的详细记载。１６２０ 年刊行的
《礼部志稿》（ ６． ２．１），资料丰富，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这种新出现的对文献资料的重视的另一个结果，是有关国家大事的著作
（经世文或经济文）的收集。最重要的经世文是大都市或地区高级官员向皇
帝报告实情并提出对策的奏议。除此之外，向皇帝提出的其他形式的建议、
请求或报告，或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咨文，也可以收入这类专集中。
有少数奏议集从宋甚至更早的朝代开始。刊行它们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希
望把杰出人物所写的奏议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展示出来，以供仿效。只有
在 １６ 世纪时，刊行奏议才流行起来，它们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孙
或友人整理刊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主要是为了把作者的政绩记载下来，
并为后来的传记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献资料。此外，奏议还可以被看成文学上
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价值在于作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议外，为实际用途而精选出
的奏议汇编，确实是明代的一大发明。我们已经提到，早在永乐时期就出版
了《历代名臣奏议》这部贯穿中国历史的由历代最主要的官员所写的奏议的
庞大总集。明朝官员的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集子，最早编于 １６ 世纪中叶。最
突出的例子是 １６３８ 年刊行的《皇明经世文编》（５．１．８），在任何时代这都
是这类作品中最丰富的一部。正如这部书和大多数其他汇编的书名所表明
的，它们的意图是提供在考虑国家大事时使用的文献资料。
政书论述的主要是国家大事。政书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编纂。这个传统在
１６ 和 １７ 世纪得到继续。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献根据的新著作，补充
了早期的政书。这些著作有陈仁锡刊行于 １６３０ 年的《皇明世法录》（６．６．７），
王圻刊行于 １５８６ 年的《续文献通考》（ ６． ６． ２），冯应京刊行于 １６０４ 年
的《皇明经世实用编》（６．６．４），以及其他种种。“经世”和“经济”显然
是当时的流行用语。
另一种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是邸报或塘报，这是一种在各大都市和各省
政府部门中流传的包括命令和报道在内的政府公报。这种公报存在于更早的
时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传，
但 １６２８ 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这一制度，后来称为京报。
① 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 年序；1969 年台北影印），1 和 2。
①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 年），第 203—260
页，引文在第 203 页。
从 １６ 世纪起，方志的编纂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有增进，对地区或地方史
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变得很普遍。在 １７ 世纪初，学者开始把对书本资料的研
究与实地考察中的体验结合起来。徐宏祖②的《徐霞客游记》（８．３．２）根据
作者自己的体验对山川风物作了详细的历史与地理的描述，他在 １６０７ 至 １６４０
年间，游历了明帝国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顾炎武①刊行于 １６６２ 年的《天
下郡国利病书》（ ８． １． １０），根据的是书本资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广泛
的旅行记。顾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为了凭吊历史遗址和收集文物（就
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估计
其地势的战略价值，供今后抵抗之用”。①
在所谓历史的辅助科学如金石学或目录学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革新，但
在明朝后半期，它们受到足够的重视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金石学是杨慎②涉及
的许多领域之一，他是 １６ 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而富于创造力的学者。
是第一个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青铜鼓的人。③焦竑编著的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明
代作家著作目录《国史经籍志》（１５９０ 年），显示出他广泛的阅读和文献学
才能，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之一。④它后来被黄虞稷⑤的《千顷堂书
目》（见本章注［９２］及有关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个明代直到 １６４４
年。
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样化几乎在一切形式的历史著
述中都是明显的。下面各节将详细讨论明代历史编纂的各个方面。
② 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 年 1 月 3 日；收入
《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 年），13，第 605—607 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
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
84（1958 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 年），13，第 617—622 页。
①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 年）。
①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 年）。
②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 和 14 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54 年），第 12—20
页。
③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东京，1961
年），第 340 页。
④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 228—229 页，注 3。
⑤ 译者按：应为 11095 册。
国史馆
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
史编纂者（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①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
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
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
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
７ 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
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①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
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
翰林院。早在 １３６７ 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
修等史官。①１３８１ 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 ３ 名，从六品，编修 ４
名，正七品，检讨 ４ 名，从七品。②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
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③例如，在 １５２９ 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 ６ 名。④但有时
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
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
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②
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
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 １３６４ 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③据说像宋濂、
① 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2。1。1）或（4。5。7）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
坡，1968 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② 郑晓：《吾学编》＇65＇（1567 年），11，第 42 叶。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 4 章。本章引证的著作和与
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吾康的《明史资
料介绍》＇172＇。
① 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 年），第 211—241 页；和陈
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 392—397
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1527 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安阿伯，1978 年），第
302—444 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 年），I，第 145—146 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07—818 页。
③ 李贽：《藏书》＇317＇（1599 年；1959 年北京重印），两卷，第 7 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11
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1527—1602 年）：
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日内瓦和巴黎，1979 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22＇
（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 年）。
④ 奥托？弗兰克：《和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普鲁士科学院会
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1930 年），第 103—144 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811 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351—354 页。
③ 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