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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贸易，并在 １６ 世纪 ９０ 年代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日本人仍然坚
持与中国贸易。甚至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为了消灭在日本的基督教和缩减并
控制进入日本的欧洲贸易船只而实行一项排外政策时，这种情况仍然不变。
此外，以建立德川幕府告终的 １６００ 至 １６１５ 年之间的战争，使日本武士得到
了勇猛的名声。因此，南明的海上支持者不断去日本招募兵士，取得武器和
战争物资，是并不奇怪的。②
首先向日本请兵的是郑芝龙，１６４５ 年 １２ 月，他的代表出现在日本指定
的外事港口长崎。两个月后，隆武政权的一个将领来求兵和盔甲。对第一位
使者的答复没有记载；对第二位使者的要求则根据明朝和日本都禁止出口武
器的条文予以拒绝。隆武朝廷的下一个使者似乎对江户幕府感到兴趣。１６４６
年 １０ 月，黄徵明既作为郑芝龙个人的代表又作为朝廷的密使，想要获得一些
日本最好的军队。这一次幕府的回答暂时是否定的，因为日本领导人显然正
在考虑某种军事行动，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但是，在把回答传
达给黄徵明之前，福建沦陷和郑芝龙降清的消息传到江户。所有进行军事援
助的想法都被放弃了。接下来是 １６４７ 年春由监国鲁王的追随者担任的正式使
命，但这次被日本人用站不住的借口拒绝了。
于是企图绕过幕府，直接求助于有势力的岛津氏族，他们从萨摩岛上的
领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关系密切，对明朝抱同情态度。１６４７ 年夏，黄斌卿允
许他的弟弟陪伴热情的沿海抗清战士冯京第去萨摩岛，也许是希望重提先前
未达成的关于获得人员、粮食和武器的协议。据说岛津氏族的确送了大量明
初的货币去舟山，但不是军事援助。
尽管接连失败，明朝爱国志士仍然希望通过贸易和文化渊源关系从日本
得到某种形式的援助。郑氏尤其坚持谋求以中国药材、丝、白银和其他货物
换取日本的武器和给养（特别是制造黑色火药的硝石）。在舟山时，鲁王政
权曾企图赠送珍贵的佛物给长崎的一座庙宇以博得好感。虽然这个使者未被
接见，但据说后来日本人为解救舟山的饥馑，送去大量谷物。而郑成功，通
过恭维和通过透露他的日本血统，可能得到了一些大炮和武器。
虽然我们很少知道日本人对这些请求的具体答复，但看来他们大体上出
于三个理由，不愿给明朝的爱国志士以直接军事援助：忙于国内问题；新近
实行的排外政策（它除了排斥欧洲人外，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对南明的能
力估计不高。渡过公海进入中国的军事冒险，可能严重破坏新的德川政府达
到的脆弱均势。此外，这样的行动将增加在滨海地带与好战的欧洲人发生冲
突的可能性；许多人还记得由于水师弱小，在 １５９２—１５９８ 年的朝鲜战争中日
① 清代和 20 世纪的许多记述称朱由榔为桂王。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在隆武皇帝死前，他的承袭并未批准。
② 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阮元等编（1864 年；1934 年上海影印），18，第 1 叶；83，第 28 叶。
本遭受的失败。但是，最明显的是日本文献中触目的对比：一方面是对明朝
力量和爱国志士的希望的夸大描述，一方面是通过长崎、朝鲜和琉球感觉到
明朝的不团结和爱国志士的虚弱。日本人丝毫也不同情清；也不把满族人征
服中国看成必然。但他们确实看到了中国的混乱，可以理解，他们不愿卷进
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局势中。
西南和东南，１６５２—１６６２ 年
１６５２ 至 １６６２ 年间，对明朝有组织的支持主要局限于帝国的南部边陲。
清廷把镇压看作令人讨厌的杂务，但又是财政与政治稳定所必须的。
地处内陆、发展不充分的西南——贵州和云南——与广东、福建和浙江
沿海青翠的东南海岛情况十分悬殊。在 １７ 世纪 ５０ 年代，明朝的文职官僚机
构在这两个地区都被军事组织所盖过，这些军事组织原来是在明朝控制之外
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领导人员来自造反者和海盗，帝国政府就逐渐失去了
它一贯的基础。“明”愈来愈表示一种抵抗外国入侵与征服的无畏意志。
张献忠的遗产
从 １６４４ 年夏天起，西南三省四川、贵州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次要的戏剧
性事件，影响到永历朝廷最后 １０ 年的进程。主要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在
崇祯时期没有被李自成消灭或吞并，１６４３ 年在湖广中部第一个称王。１６４４
年，他率部入川，建立大西国，定都成都。他从这里控制了四川广大地区中
最发达的部分①，继续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人口和资源锐减。①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他未能完全消
灭明朝的将领，他们幸存下来，并在西部和南部重整旗鼓。在北面，他起初
受到他的老对手李自成的威胁，然后是清军的威胁。１６４６ 年底，在四川作为
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但
当他在四川北部一个地点扎营时，于 １６４７ 年 １ 月 ２ 日被一支清军所杀。
张献忠死后一个月，他的四个部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孙可望和李定国，①
试图收拾和带领残部去比较安全的贵州。他们攻克重庆，接收了大部分防军。
重新壮大了力量，１６４７ 年初春，他们继续南行，通过遵义，占领贵阳。一路
上很少遇到明朝文武官员的抵抗。但军队没有在贵州停留多久，因为张献忠
的继承人共推的领袖孙可望不久就被一种非常情况吸引到云南去了。
有明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
省、府和州县的民政机构与世袭的土司（非汉族居民的地方政府）和宣威司
（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①与这两种体制相平行的，是
沐家的军事体制（和广大的庄园），沐家是明太祖义子沐英的后代，沐英封
于云南。实际上是沐氏家族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
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家族的声望一直很高，它的权势是没有争议的，历代
黔国公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但在崇祯朝，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沐家的控制。第一，现袭黔国公沐天波
让事权落入一个腐败的下属之手，此人的傲慢态度既得罪了沐天波的汉族僚
属，也惹恼了当地土司。第二，沐天波的某些僚属以及土司由于在外镇压湖
① 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173，第 17 叶。
① 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100＇，见《文史杂志》，2，7 — 8（1942 年 8 月），第 51—54 页。
① 黎杰：《南明广东三忠史迹考》＇314＇，见《珠海学报》，3（1970 年 6 月），第 162—173 页。
① 原名郝摇旗。隆武皇帝赐予郝摇旗和李自成残部的其他将领新的名字，以表示他们从造反者转变为国家
的忠仆。
广的汉族起义者和贵州的土著叛乱，逐渐滋长了野心。这些情况终于导致云
南东南部土司沙定洲的叛乱，他于 １６４６ 年 １ 月攻占云南府（今昆明），企图
取代沐天波为世袭的都督。沙定洲篡夺沐天波的职务，打败或合并了他的大
部分军队，胁迫明朝的民政官员服从。但他不能消灭在云南西北部坚持不走
的沐天波。这个僵局由于一个本地的将军邀请孙可望进入云南而被打破，孙
可望则由于平定沙定洲叛乱而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回到张献忠残部的首领的问题。１６４７ 年春，造反军借口为沐家复仇
和恢复明朝的统治入侵云南。他们突破沙定洲的东部防线，将他赶出云南府，
赶回他的老巢。整个夏季，李定国跟沙定洲的支持者作战，并镇压了云南东
南部人民对造反者入侵的反抗，同时孙可望倾全力击败并俘虏了沐天波。沐
天波怀疑孙可望自称的忠于明朝，但同意合作，条件是停止暴行和平定沙定
洲。这一点由李定国在 １６４８ 年秋完成了。
这时孙李之间出现不和。先前，李定国接受孙可望为领袖，因为孙是张
献忠四个继承人中年龄较长的，可是他不喜欢孙可望，因为后者想抬高自己
的权位，充当第二个张献忠。在孙可望这方面，则嫉妒李定国的将才和他在
兵士中的声望。孙可望向永历朝廷要求秦王的封号，①它将正式肯定他高于他
的“兄弟伙”。这意味着他继承张献忠的遗产，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
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当永历朝廷迟迟不给他封号，使他的计划受挫时，他
就非常愤怒。
不过，造反者中间的一次公开分裂暂时被避免了。需要安定云南，重新
占据贵州，进攻四川和湖广南部以阻止清军的推进。
１６５０ 年 ９ 月，孙可望派他的军队回到贵州，从那里向北向东进攻。
尽管在四川的战役相当成功，但孙可望的人不能得到在四川和湖广交界
地区的李自成残部的合作。①四川省仍处于无政府状态。①
１６５２ 年，李定国在湖广南部和广西东部发动了几次战役，他在这些战役
中很好地发挥了晚明流寇的长处。这就是依靠行动迅速的大部队的突然袭
击，使用地区性的资源，如这一次，使用了战象和土著战士。他们的短处是
依赖个别领导人，不愿或不能坚守领土。李定国的战役包括对桂林的一次突
然袭击。清军统帅孔有德没有料到造反者的这次突然进攻，他在李军于 ８ 月
７ 日蜂涌进这座城市时自尽。结果，清军在广西占领的所有地点尽归明朝版
图，只有梧州还留在清军手里。此外，李定国占据衡州（今衡阳）时，他的
军队伏击并杀死了北京派来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