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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要求将所有为进行战事而增加的钱物，交由他们控制，根据战略需要
进行分配。但是，“义军”领袖①不信任官军，不同意这个建议。折衷方案是，
① 赫尔穆特？威廉：《多尔衮与史可法之间的通信》，见《中国》，7，5 — 6（1933 年），第 239—245 页。
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有不同的版本。见谈迁：《枣林杂俎》＇499＇（17 世纪中叶；重印，载《笔记小说大观》）
（台北，1962 年重印），壬集，第 18 叶；比较温睿临：《南疆逸史》＇561＇（1711 年；上海，1960 年重印；
重印，《晚明史料丛书》，第 1 卷，东京，1967 年），5，第 38—39 页，与史可法：《史忠正公集》＇470＇，
（1784 年；台北，1968 年重印），2，第 23—25 页。
所有的军队，包括官军和义军，应从最近的地点得到支援，可以是赋税收入，
也可以是爱国捐献，这个方案主要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权宜之计。没有
一个后勤方案真正解决了在“分地和分饷”问题上的争吵。
１６４５ 和 １６４６ 年之间的冬季，愈来愈严重的供应短缺，促使官军偷窃预
定给志愿军的给养，导致一片混乱。当饥饿在鲁王的军队中成为普遍现象后，
许多“义军”战士干脆拔腿回家，而官军则求助于抢劫和敲诈勒索。在没有
中央的后勤管理的情况下，任何中央的指挥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
明水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被清军击败后转移到鲁王地区，陷于走投无路的瓦
解境地时，他们也不能做些什么。
战术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分歧。在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
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几次成功的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
胁；而且，明军队穿过浙江西部几乎到达太湖，暂时使这个地区的清军陷于
孤立。但这类进攻失败的时候居多，原因是鲁王军队之间、鲁王军队与他们
希望会合的清军后方的抵抗团体之间，配合与联络都很差。文人领导的“义
军”喜欢独立行动，不考虑别人的计划和所冒的危险。在 １６４６ 年 ２ 月的另一
次进攻杭州失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鲁王的将领不得不把钱塘江以西的
土地让给清军。寄希望于明军的水上优势以抵御清军水师的进攻，或横渡杭
州湾，从海宁西北进入敌后，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隆武政权的兵源、财源和给养主要来自福建，其次来自广东和广西；但
都不够充分。朝廷建立后不久，就认识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军事开支，也远
远超过福建和两广目前赋税收入的总和。这个问题一方面试图以加紧搜刮来
解决。从桥梁和港口征收五花八门的通行税；经常向店家和食盐专卖行业摊
派各种费用；搜刮地方财政的盈余；卖官鬻爵；征收各种爱国捐助，如地主
按照土地面积的“大户助”，绅士按照功名的“绅助”，官吏按照品级的“官
助”。另一方面则希望逐渐缩小军队的部署。郑芝龙在 １６４６ 年 ５ 月报告说，
供应和武装当时驻守福建的所有军队，需要 １５６ 万两白银——仍然远远超出
政权的支付能力。
于是，皇帝同意将福建的赋税收入只用于支援福建。这个乐观的计划要
招募 ３ 万人把守各关口，１ 万人维护州县的自安，每年花费 ８６．２ 万两。浙江
西南部、江西和湖广的军事行动，军费必须全部就地筹措。把守各关隘的军
队实际人数，从未达到计划的数字，而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千人得到的配给，
经常在标准以下。广东直接向江西南部和福建的隆武朝廷提供一些赋税收
入。但数目只相当于正常税收的一个零头，根本不能满足朝廷的迫切需要。
有几个因素合起来限制了税收进入隆武朝廷和给养到达前线。一个是地
理上的。福建主要河系的上游，地势崎岖，山关险要，这些地方的运输机构
根本担负不起一场较大的战争的紧急任务。其他因素不是与普遍的社会动乱
有关，就是与郑芝龙的人品和动机有关。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两个首都的相继陷落以及伴随而来的行省和地方政
府的惊惶失措，使非法活动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迅速表面化。在福建、江西、
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麻烦有增无减。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匪很难控制，
长期以来在赣南（江西南部赣州周围地区）驻有专门镇压土匪的军队，这里
的居民也常在自卫中被杀害。现在，大批匪帮袭击广东东部和福建西南部的
地区，不仅需要转移人力物力来对付他们，而且危及陆上的交通运输路线。
邻近地点的佃农起来反对地主，因为他们在收租时“大斗进，小斗出”。①
随着日月推移，在福建全境都发生了“山贼”的袭击，拦路抢劫成为常事，
地方争斗不受约束，由于郑芝龙的注意力转向别处，甚至一些海盗也重操旧
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无法知道新派来的官吏和新增加的捐税是否合法，
自然把他们所有的一切藏起来，以保证他们自己生存的需要。
此外，在福建的许多文官和士绅看来，从前的海盗郑芝龙现在不过是一
个监守自盗者。他们怀疑他企图从他们的地区和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
许多人不但不响应爱国捐输的号召，甚至连正规的货物税也不交付。传统史
学对郑芝龙有很大偏见，难以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的确，他能干、狡猾、野
心勃勃，并在一定范围内很有权势。的确，他希望通过支持隆武皇帝扩大与
深化他在福建的势力。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愿削弱或牺牲他辛苦得来的赚
钱的海事基地，去进行一场内陆战争，其结果可能是朝廷迁往别的省份。也
许他一再以给养和准备不足为由而反对皇帝所热衷的“亲征”，是根据对形
势的正确判断。但郑芝龙的拖延（它引起朝廷里著名文臣对他的嘲笑以及皇
帝不露声色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长远打算与皇帝的长远
打算根本冲突。
文臣一派希望把皇帝从福建及其土皇帝的限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辩
论说，迅速的进攻将鼓舞浙江和江西人民的反抗精神，因为他们正受到征服
者的蹂躏。武将一派（特别是郑氏兄弟，他们希望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辩
论说，需要谨慎，要慢慢来；他们反对走出福建的主要山口，到外面去作战。
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黄道周与郑芝龙的摩擦中。
为了反对郑芝龙的阻挠，黄道周在 １６４５ 年 １１ 月自请督师北伐，去援助
最近在江西东北部遭到失败的明朝义军。他没有得到郑氏兄弟任何帮助，就
带着一小支全由热心的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和一个月的口粮离开了福建。
他相信沿路上他能全凭“忠义”的号召，得到他所需要的人员和给养。黄道
周的出征在福建和江西得到热烈的响应，但他的军队太缺乏训练，与陈兵江
南南端的清军根本不能匹敌。１６４６ 年 ２ 月初，黄道周在那里很容易地被清军
击败了。两个月后，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在南京被杀。这对隆武皇帝是一个
可怕的打击，他一直依靠黄道周帮助他维持朝中文武官员的均势。
隆武皇帝坚强的性格表现出诸多矛盾的倾向，在平时，这些倾向可能得
到调和，但在受到挫折时，就更加显露出来了。他希望以东汉的光武帝（统
治时期为公元 ２５—５７ 年）为榜样，后者以杰出的将才使汉朝得到中兴，他喜
欢大臣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在即皇帝位七天后，就宣布了他的亲征计划，指
定他的弟弟新唐王朱聿■在他不在时处理福州的事务。由于上面谈到的各种
原因，他一直不能离开福州，直到 １６４６ 年 １ 月，他进驻建宁，宣布他想直接
从那里出发，前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广大战场。
同时，他十分看重皇帝作为文学艺术的榜样和保护人所起的作用，经常
亲自起草他的公告，写得又快又好，热情地接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成百卷书
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固执地坚持科举制度。他反复告诫军队不要扰民；
但他无可奈何地看到社会上充满武装冲突，慨叹政权不再能控制黩武主义和
好斗精神了。
① 钱■：《甲申传信录》＇81＇（清初；重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8，上海，194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第 149—153 页。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第 29—43 页。
在用人上，隆武皇帝的态度也自相矛盾。他的热情使他欢迎任何看起来
同他有共同目的的人。结果，许多只会吹牛的无能之辈被派出去担任重要职
务，而在朝廷里，皇帝又想亲自做太多的事，而没有利用他清闲、臃肿的内
阁中几个有真才的人。
隆武皇帝在战略问题上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急于对来自前沿省份（浙
江、江西和湖广）的任何消息，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积极作出回答，于是
就先下命令，然后才考虑命令的可行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坚定的
舵手也要和犹豫不决进行斗争。首先，是郑氏兄弟的态度，他们公开支持，
暗中拖延。似乎他们的准备工作永远做不完，他们的给养永远不够充分，他
们永远不会执行从杉关和分水关向西向北出击的任务。这样，皇帝只能走到
建宁为止。其次，很难得到准确的情报：关于清军在钱塘江上游的实力，关
于用水师成功地进攻杭州和苏州地区的可能性，关于江西千变万化的局势，
关于遥远的湖广的复杂事态，等等。
这种情况打乱了皇帝的战略。起初，他计划沿钱塘江而下，在去南京的
路上收复杭州。然后，他希望把福建、江西北部和湖广中部的明朝军队集合
在他的领导下，从鄱阳湖以东的某处顺流而下直捣南京。最后，当清军对福
建西北各关口的压力增加时，他考虑移跸赣州，从那里他可以收复江西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