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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①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
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 １６４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
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
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他在 ７ 月 ２６ 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
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
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
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
占了上风，１６４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
地区。②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７ 月 ３１ 日
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
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
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
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
地接受这个要求，于 ８ 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③
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
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
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
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
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
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
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
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
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
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
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
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
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与他们头衔。①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
① 吴伟业：《绥寇纪略》＇598＇（清初；台北，1968 年重印），补遗，下，第 17—22 叶。
① 刘宗周：《刘子全书》＇353＇（约 1821—1850 年，台北重印，无日期），18，第 3 — 5、13—15 叶。
② 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127＇，见《中国文化》，6，2（1965 年 3 月），第 28—105 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 年），第 209—210 页。
① 见本书第 10 章，《魏忠贤掌权》、《魏忠贤的垮台》。
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
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
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省。
郑芝龙（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
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
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
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１６２８ 年，明
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
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①
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
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
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
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
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
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 １６４５ 年 １０ 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
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 １０ 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
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
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
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
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
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
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号，但鲁王朝廷根本不
想与隆武朝廷合作，于是，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１６４６ 年 ２ 月，隆武皇帝曾给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恳求
他为了中兴事业进行合作，并发誓不同室操戈。他诚恳地说明他要求最高统
治权并非出于自私，说明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鲁王的地区计划
军事行动。②但不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绍兴的鲁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
派一个御史带了许多银两去犒劳驻守在钱塘江的军队，但得不到鲁王当局的
保护，结果被不受约束的军队杀害。夏初，鲁王派一个使臣去福建，被隆武
皇帝监禁并处死，这也许是由于怀疑他与郑芝龙勾结。
要解释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们必须从地理、两位藩王的性格和当时
恐惧的心情来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
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① 安杰拉？席：《吴三桂在 1644 年：重新评价》＇209＇，见《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 年 2 月），第
443—453 页。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55＇，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
1982 年），特别是第 723—735 页。
② 赵翼：《廿二史劄记》＇46＇（1795 年和 1800 年序；上海，1937 年重印），35，第 740 页。
第二，唐王和鲁王以相反的性格特点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鲁王监国仁
慈温厚，他只做礼仪上需要他做的事，而让文臣武将发挥主动精神。但他下
定决心并真心愿意充当那些想为明朝而战的人的傀儡领袖，也许他感到他不
能抛弃他的支持者。
唐王现在 ４０ 多岁，饱经忧患，在囚禁中度过半生。他在整个童年和部分
成年时期都与被他祖父不公正地囚禁的父亲作伴。１６３６ 年当北京受到满族人
的威胁时，他带兵勤王，违犯了明朝律令，被废为庶人。在 １６４４ 年弘光帝登
极大赦，释放他并恢复他的王位之前，他不过是在明朝囚禁罪宗的凤阳高墙
内苟活而已。
现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他甚至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与主动精神，这种
决心和主动精神曾招致崇祯皇帝对他的非难。他俭朴，勤勉，只有一个 １０
年来和他一起备尝辛苦的妻室曾氏，他不怕物质上的牺牲。他很有学问，特
别是在历史和明朝的制度方面，他以他的继承权而骄傲，这是他历尽苦难得
来的，他现在相信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是唯一能中兴明朝的藩王。虽然他
对待鲁王很审慎，但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 １６４５ 年秋在广西桂林称帝失败的
靖江王朱亨嘉。这个不走运的藩王被押送到福建，废为庶人，死于狱中，以
招示这个地区其他明宗室成员。很明显，隆武皇帝具有一种强烈的、出自内
心的使命感，不欲与别人分享领导权，即使是他自己的大臣们。
第三，对与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合作两个政权都不够放心。紧张、敌意和
党派偏见，使争取皇帝好感的对手均被指责为煽动叛乱。此外，许多得到鲁
王和隆武政权双重任命的人，这样做只是为图私利，玷污了这种本来是高贵
的行为。
内部问题和战略问题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为什么它们都没有取得进攻
的优势，原因大同小异：缺乏供应基地；后勤上的困难加上文武官员之间的
敌视；依靠正义精神对待硬性的军事组织、纪律和训练问题；以及两位藩王
不同的统治方法。对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上福建普遍发生的各种社会动乱。两
个政权都面对满族骑兵无可置疑的陆上优势。但这要到一年以后才成为现
实，而在此期间，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鲁王的兵力约 ２０ 万人，全靠钱塘江或杭州湾沿岸的浙东地区供应。由于
支撑政权的基层的性质、鲁监国消极的统治方式和在财政及军队供应上普遍
的分散倾向，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的税收部门。开始实行的是一个宽松的原
则，即明朝官军的军饷出自他们所在的州县的赋税收入，而民兵和志愿兵（由
各种“义士”领导的军队）则靠他们原来的地区自愿捐助。官军不满于这种
安排，要求将所有为进行战事而增加的钱物，交由他们控制，根据战略需要
进行分配。但是，“义军”领袖①不信任官军，不同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