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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加剧了。例如在 １５７０ 年以后，岁入白银虽有惊人的增加，但仍赶不上政
府开支的迅速上升。②
军事开支猛增。１６ 世纪 ９０ 年代在朝鲜对日本的两次花费很大的出征，
在西南边疆与暹罗、缅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的问题，在北方和西北
方蒙古人恢复了的压力，在东北方满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长，这些都增长了防
御费用。还有大笔的款项用在维修和改进大运河网，加固长城的某些部分，
重建北京毁于 １５９６ 和 １５９７ 年火灾的几座宫殿。①
万历皇帝的穷奢极侈，使帝国的财力更加紧张。在他的财政上稳健的首
辅张居正 １５８２ 年去世后，他就开始了挥霍，为自己、皇室，特别是他的儿子
们的婚事和授职仪式任意花钱。①这位皇帝除了每年大笔的金银收入外，还征
收丝绸、瓷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他仍不感到满足，经常挪用国库银两，
征收特别捐税，用来付账和填满他的内库。虽然皇帝的花费无疑刺激了明朝
经济的某些部门，但万历皇帝的挥霍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
除帝国的即官僚的控制外，其他一些因素也给晚明经济带来有害的影
响。其中重要性不算小的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性质。１４ 世纪末和 １５ 世纪初，
随着本朝纸币的崩溃，一种基于用银两和政府发行的铜钱进行交易的货币结
期许多中国人把新来的西班牙人和土著的菲律宾人混淆了。见谈迁撰：《国榷》（约 1653 年；重印，北京，
1958 年），第 4276 页。这两条未见于《明实录？神宗实录》。拉奇将“吕宋贡使”系于 1576 年。见唐纳
德？F。拉奇：《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亚洲》＇302＇（芝加哥，1965 年），第 789 页。这源于申时行：《大明会
典》＇465＇（1587 年；重印，台北，1964 年），106，第 8 叶。这一失真报导的创始者是福建巡抚刘尧晦。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1264 页。
② 参见前文《没有选择余地》。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7536 页；《国榷》＇498＇，第 4934 页。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6168 页；朱国祯：《涌幢小品》＇107＇（1621 年；影印本，上海，1953
年），第 18—19 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 年；重印，台北，1956 年），62—64。
② 冯的短篇小说题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61＇，见于他的《警世通言》（序，1624 年；重印，北京，1956
年；第 2 版，北京，1981 年），是其中第 32 个故事。它被译为《妓女的宝箱》，载杨宪益和戴乃迭译：
《妓女的宝箱：10 至 16 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612＇（北京，1981 年），第 246—271 页。
① 有些资料指出，鄂尔多斯蒙古人提供了 30000 坐骑支援叛乱者。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63。
发生的事情是，1592 年 9 月 12 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啺葜湟环庠逝荡罅吭男牛菟当恢泄私鼗瘛�
这一消息传送到北京已经过时。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 4696，4700 页。
① 见乔治？桑塞姆：《日本史，1334—1615 年》＇445＇（斯坦福，1961 年），第 22 章；也见小西行长传记，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28—733 页。
构发展起来。由于在本朝的许多时期质量好的铜钱供应不足，白银就在经济
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只要中国依靠国内的白银，国家对进入货币供应
领域的金属数量就有所控制。但在 １６ 世纪后期外国银块大量流入后，这种控
制就丧失了。
这样，虽然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对刺激晚明经济有帮助，但银块的
不平衡流动产生了某些危险。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
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上掠夺和船舶失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 １７ 世纪
的对外贸易自始至终很不稳定。在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特别变幻莫测。在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和 ４０ 年代初，当这种波动跟折磨中国和东亚其他部分的气候
反常、洪水、干旱和歉收巧合时，影响就特别严重。
泰昌朝，１６２０ 年 ８ 月至 ９ 月
尽管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造成了灾难，但 １６２０
年的大多数敏锐的观察家完全不相信王朝已经没有希望。不过他们知道面临
严重的问题。例如，在 １６２０ 年 ４ 月，自从 １６１８ 年东北的军事情况变得严重
以来，第三次增加了田赋。②由于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的内库决不是空的，他
只不过拒绝用自己的钱财来保卫这个帝国，因此举国上下对这次增加田赋都
很不高兴。１６２０ 年夏，御史张铨代表他的许多同事率直地警告皇上说，继续
加赋不能解救辽东，但能耗尽国家剩余的财力，从而为内乱创造条件。①
张铨在 １６２１ 年慷慨就义，因其忠勇，死后受到朝廷追赠，他并不反对军
事行动本身。他只是认为，中国人必须在充分认识本朝有限的物力、财力的
条件下去抵抗满洲人。鉴于明朝军队前两年在东北蒙受的灾难，①这种见解也
许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见解在朝廷和军队中受到轻率分子有效的反对，最后
给中国一方带来悲惨的结局。
虽然张铨的奏议对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他关于内乱危险的警告
却不是没有根据，因为那时北京就接到报告，说中国北方出现了新的反政府
活动的浪潮。许多这类活动是由所谓白莲教的成员带头的，白莲教是一个类
似宗教的组织，在这个王朝的早期，它曾引起不小的麻烦，当万历朝后期山
东和北直隶的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时，它再度变得活跃起来。①这样，明朝当局
就受到双重的威胁，因为在万历皇帝于 １６２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去世之前不久，满
洲军队继他们头年的惊人胜利之后，又在辽东各地对中国居民点和军队的前
哨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
朱常洛登基
尽管有这些危险和困难，许多 １６２０ 年住在北京的人（包括朝廷许可住在
那里的少数耶稣会会士），把万历朝 ４８ 年统治——其中许多年充满了争吵—
—的结束，看作是王朝从头开始的一个机会。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朱常
洛（１５８２—１６２０ 年）身上，在经过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继承问题上的长
期激烈争论之后，他于 １６０１ 年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①部分地由于朱常洛不
是他父亲的选择，部分地由于他们父子的关系从来不密切，新皇帝的支持者
希望他能迅速地完全改变他父亲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进行他们认为必要
② 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
（《李朝实录》）（1400—1445 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 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 年），30，
第 1 — 2 叶。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731 页。
①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伯克利，
1937—1940 年），Ⅰ，第 171 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
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达到接近 150000 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
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 539 页注 19。
① 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67—174 页。
① 《朝鲜王朝实录》＇93＇（《李朝实录》），30，第 16 叶（97）；第 4 — 5 叶（55—63）。
的改革。他们没有失望。１６２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在万历皇帝死后仅一天和朱常
洛正式即位前 １４ 天，从内库中拿出了白银 １００ 万两供边防之用。同时，取消
了自 １６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直引起争吵的矿税和商税，并召回万历皇帝派往
各地督税的受人憎恨的太监。①
我们不知道朱常洛是否根据他父亲的遗诏发出这些命令，因为据说万历
皇帝在临死时终于承认了他的错误。在中华帝国后期，“遗诏”常常被窜改，
以适合新统治者或朝廷重臣的需要和愿望。十分清楚的是，朱常洛继续使他
父亲从前的批评者高兴。８ 月 ２１ 日，他从皇室积蓄中又拿出 １００ 万两用于辽
东。
新皇帝在 １６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正式即位，按照惯例，在这种时候宣布下一
个太阴年的第一天（１６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是他的统治正式开始的日子。朱常
洛选择“泰昌”一词作他的年号，它使人想起和平与繁荣。皇帝和他的顾问
们用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决心扭转王朝衰落的命运，这种命运笼罩着万历皇帝
在位的最后几年。
泰昌皇帝登基后，在他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需要他迫切注意的，也许就
是给帝国的官僚机构配备人员了。因为万历皇帝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多年
中，对大臣们恳请他任命已经空出的职位，一直不予理睬。结果，到 １６２０
年夏，北京和一些地方的许多部门和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官纪不振，效率
低下。新皇帝立即行动起来，恢复了许多人的官职，这些人有的是被他父亲
革职的，有的是因对政府事务的处理不满愤而辞职的。在最先召回的人中有
邹元标（１５５１—１６２４ 年）和冯从吾（１５５６—１６２７？年），两人都与开始为人
所知的东林运动有联系。①
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
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
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他们
深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