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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煤矿的利润在中国早期近代企业中是不多见的。它在建成投产后的第八年即1888 年开始发放股息，每年股息在10—12％以上。因此，开平股票在上海市场上为人们争相追逐，溢价购买。
与基隆煤矿、开平煤矿同一时期筹建的新式煤矿尚有直隶（今河北）磁州煤矿（1875 年）、湖北广济煤矿（1875 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 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 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 年）、北京西山煤矿（1884 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 年）等14 个。但是，这些煤矿或是由于地质条件差，或是由于资金不足购买不到外国机器，或是由于管理不善，未能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仍以沿用手工开采为主。
近代煤矿是适应清政府洋务派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它们一出现就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煤矿新技术不能得到充分应用、充分发挥，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煤矿创办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和地方官吏，资金来源不足，经营管理又带有严重的衙门习气，机构臃肿，管理腐败，领导人常常远离生产现场发号施令，坐失时机，耽误工期，浪费资金；（2）技术上完全依靠外国，没有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离开外国工程师，煤矿生产建设则无法进行；（3）生产的煤炭首先满足洋务派开办的军工、民用企业需要，剩余部分才投入市场，所以，煤矿生产缺乏市场的驱动力。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也是中国早期近代煤矿成功少、失败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近代新式煤矿的初步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电力革命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煤炭成为发展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动力，而中国丰富的煤炭储量，为列强觊觎已久。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北，此后中国国势日衰，列强乘势来华攫取开矿权，通过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方式，纷纷在华建矿。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在外资刺激下，也纷纷筹资建矿，一时间新式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1919 年，生产规模稍大的煤矿有42 个，年产量总计达到2005万吨。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新式煤矿有：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日资经营的抚顺煤矿和烟台煤矿，英商经营的福公司焦作煤矿，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煤矿，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中德合办的淄博、坊子煤矿，中英合办的门头沟煤矿，中比合办的临城煤矿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保晋矿务公司、峄县中兴煤矿、萍乡煤矿、六河沟煤矿等。这些煤矿技术设备比较新，主要设备均是从外国购入，有的设备为当时国外最新产品，例如开滦林西矿立井在1908 年安装了1 台1000 马力的蒸汽绞车投入运行，这种蒸汽绞车是英国1906 年出产的最新产品。萍乡煤矿在1907 年投产时，即在总平巷使用架线式电机车，共有36 台。当时西方在煤矿井下使用电机车也刚刚开始不久。焦作煤矿1902年开始先后开凿5 个立井，涌水量都很大，小时涌水量共计1818 吨，该矿共安装36 台蒸汽作动力的抽水机进行排水，抽水能力之大，当时在世界上也很罕见。抚顺煤矿地面运输在1914 年前使用蒸汽机车运输，1914 年后改用电机车运输。这些新技术都接近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三）西方采矿科学的引进清廷洋务派为了实行“自强求富”的政策，在开办近代企业的同时，开办一些专科学校，聘请外国人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以更好地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开采煤矿有密切关系的引进措施有两项。一是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开平矿务局翻译处，翻译自然科学和技术工艺书籍；二是开办中西大学堂，培养人才。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设立二十余年间，就翻译了近代地质、采矿科学书籍十几种。该馆在同治十二年（1873）首先翻译了《金石识别》，接着又翻译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释》。嗣后，翻译了《开煤要法》（1875 年前译）、《井矿工程》（1879年）、《宝藏兴焉》（1893 年）以及《求矿指南》、《矿学考质》、《开矿器法图说》等等①。这些著作分别介绍了各种矿藏形成的原因，矿藏与地层的关系，寻找矿藏的方法，开采矿藏所用的机器设备以及各种金属的冶炼方法。西方地质采矿科学论著的翻译出版，无疑对巩固和发展新兴的采矿业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地质采矿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被列入新兴学堂的专业之一，并且还出现了一些地质采矿的专科学校。1892 年建立的湖北铁路局附属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1895 年创建的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设有矿务学专业。1896 年创办的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和南京储才学堂也都设有矿务专业。1906 年，唐山路矿学堂创办。1909 年，焦作路矿学堂创办。这些学堂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专门的矿冶技术人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石油石油工业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设备开矿，始自洋务运动。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桢到台湾巡视，得知台湾苗栗出磺坑产石油，有人正在那里用土法开采，并欲将该处租给英国商人。沈葆桢主张将之收归国有，文煜、丁日昌上奏清廷，奏准，便从美国购进钻机设备，聘请钻井技师，于1878年开钻一口井，深120。17 米，日产油1。5 吨。第二口井钻至中途发生事故，工作就此告终。又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再次开发台湾石油资源，上奏清廷成立矿油局，先后于苗栗出磺坑钻五口井，最深120 米，仅一口出油。后因资金匮乏，刘铭传与英商范嘉士订立承办台湾油矿合同，①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宣统元年印；并参看叶晓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 年第1 期。
遭到清廷反对，刘铭传亦被革职，苗栗油矿被查封。清政府不允许与外国人订合同，但允许聘请外国人承包技术与购买外国设备。1903 年，陕西省大荔绅商于彦彪等人与德国世昌洋行汉纳根私订开采延长油矿的合同，实际上是出卖矿权，遭到陕西布政使樊增祥的斥责。后经陕西省巡抚曹鸿勋上奏，将延长油矿收为官办，由赈款20 万两生息项下拨付开办经费。请两名日本技师来华勘查，并在延长成立了石油官厂。1907 年钻成了1 号井，日产油三百公斤。这是中国大陆上第一口近代化油井，即现在的延1 井。出油后，用小铜釜试炼，日可得油25 斤，经试用“烟微光白，不逊外油”。于是又建炼油房，当月就有14 箱灯油运往省城。中国大陆第一次炼出“洋油”，“延长官厂”也引起全国关注。后又连钻5 口井，但仅有2 口出油，且产量不多。后来因为辛亥革命即将爆发，日本技师借故回国。开采工作几乎停滞。
宣统元年（1909），新疆地方政府筹集30 万两纹银，从俄国购买了1台提油机（炼油设备）和1 台挖油机（钻井设备）。当时，提油机安在乌鲁木齐工艺厂，挖油机则运到独山子开始钻井。井钻到七八丈深时，井内声如波涛，油气蒸腾，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数尺”。这是新疆用钻机打出的第一口油井。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忠于清廷的新疆巡抚袁大化下令停办石油采炼工业，刚刚萌芽的新疆石油工业便被扼杀了①。
1914 年，北洋军阀将地方油矿一律“归为国有”，设立“筹办全国煤油事宜处”。经办的第一件事便是与美孚石油公司签定《中美合办油矿合同》，开设溥利石油公司。又派熊希龄为督办，在陕北延长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当年由美孚派出地质、测量技师，与中国人一起，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勘查。他们用新式顿钻机钻了7 口井，但均未获得工业性油气流。经两年时间，耗资270 余万元，结果一无所获。于是，美国技师弃之而去。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延长一带钻探石油未达到目的，回国后便发表文章断言说：陕北油层系石炭纪，无大规模开采价值。受其影响，外国地质界也一直认为中国油源贫瘠，不是产油国，而是售油国。
从1878 年台湾苗栗油矿由美国人打出第一口井起到1919 年，41 年间共开发了3 个油田：台湾出磺坑油田（1878 年）、陕西延长油田（1907 年）、新疆独山子油田（1909 年）。其中有两个夭折。至1919 年，仅有延长1 口井出油，年生产原油96 吨。中国石油工业起步艰难，后又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① 见《新疆图志》关于兴办石油矿的记载。
第三节冶金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自19 世纪60 年代开始，有鉴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朝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个洋务派，由他们掀起“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从此至90 年代中期，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举办了一系列求强求富的活动，如制造枪炮船舰，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近代工矿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为解决兵工厂所需的原料、燃料和经费等问题，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办了一批用新式机械从事开采、冶炼的金属矿山和冶炼工厂，在开办官办金属工业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发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看到“强敌环伺、伏莽潜滋”①，并因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强调扩充军事工业，与此相应，官私矿冶业也有所发展，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冶厂也日渐增多。191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为中国金属冶炼事业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机，使我国的金属冶炼在这一时期得以较快地发展。
钢铁冶炼由于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铺设铁路需要大量钢材，而向国外进口又要耗费巨额资金，所以洋务派所办的金陵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