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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地区，日本船舶修造业急剧发展。在大连地区，日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设立“川崎造船所”、宣统三年（1911）设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东，有“鸭绿江造船会社”等企业相继出现。此外，哈尔滨、厦门、上海等地还有一些其他外商设立的造船厂或机器厂，承揽修造轮船和机器修理业务。
3。轻纺工业。
外商投资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加工和烟草工业。
（1）纺织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外资棉纺织厂开始出现。当年既有英商“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四个大规模纱厂在上海开办，资本合记421 万多两，纱锭达16 万多枚。光绪末年，日商先后收买上海兴泰纱厂、大纯纱厂，改组为“上海纺绩株式会社”，分设上海纺绩第一厂、第二厂。宣统三年（1911）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又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三厂、第四厂和“日信纱厂”，1914 年设第五厂西厂、1915 年设第五厂东厂；1918 年设第六厂、第十厂和第十一厂于青岛；1919 年设第七厂、第八厂于上海，并于同年收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此外，还有日商于1912 年设立于青岛的“大康纱厂”等。可见，日商在纺织业的发展极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纺织工业空前扩大。据统计，1913 年，外资在华纱锭为33。896 万枚，布机1986 台；到1919 年，纱锭增至57。701 万枚，布机达3839 台①。这些外资纺织设备，约占我国当时棉纺织设备总量的一半。此外，外资还在机器缫丝、毛纺等门类设置了相当规模的企业。
②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133 页。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6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37 页。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 页。
（2）面粉业。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厂”
以来②，沙俄、日本、德国、荷兰等国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到1913 年达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哈尔滨设立“第一满洲面粉厂”后，至1913 年已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面粉厂34 家①。日本则后来居上，自光绪三十二年（ 1906）在铁岭设“满洲制粉会社”后，先后在长春（1912）、哈尔滨（1918）、山东济南（1918）设分厂。日商其他面粉厂则遍及东北的抚顺、大连、开源、辽阳及山东、上海、汉口等地。②（3）烟草工业。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来，菲律宾、希腊、俄国、英国和日本商人陆续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沈阳、营口等地投资烟草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英美烟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烤烟厂及一系列附属企业，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产品推销机构。到1913 年，其资本由初创时的10。5 万元扩充到1100 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0 家纸烟公司资本总和137。8 万元的7 倍③，攫取了巨额利润。此外，俄国的“老巴夺父子烟公司”在光绪三十年（1904）从莫斯科迁移到哈尔滨，使俄国烟草逐步称霸北满。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于沈阳设立“三林烟草公司”；宣统元年（1909），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营口开设卷烟厂，日产量1000 万支。1917 年，该厂又在天津设立分厂。
其他，如火柴、砖茶、制糖、啤酒、汽水、蛋粉、制冰、造纸、砖瓦、水泥、木材、皮革、轧花、猪鬃、榨油、碾米、精盐、氧气、樟脑、肥皂、钢琴、电工器材等工业，外商也多有投资，并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业。
列强为巩固在华租界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对租界内电力、煤气、自来水、电车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并由租界扩展到众多被迫对外开放的商埠，同时阻挠中国人自行开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英、日、法、比、德等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厦门及东北地区投资设立电厂19家，仅天津就有以上各国分别设立的电厂5 家。自来水、煤气、电车也陆续在各城市发展。其中，在公用事业比较完备的上海，外资在水、电、煤气工业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电气处、上海自来水公司和上海煤气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原为大英自来水房， 1900 年改组为该公司。1914 年春，上海煤气公司资本已由开办时的12。24 万两增至120 万两；煤气年出售量达52484 万立方英尺，用户达9020 户①。工部局电气处开办时资本仅6。61 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21。6 万元，到1913 年猛增至961。5 万元；其电厂容量为10400 千瓦，1918 年增至21222 千瓦②，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业的电力供应。上海自来水公司设备不断扩大，生产量逐年提高，到1913 年水管总② 《东方杂志》第22 卷第22 号。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85—286 页。
②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50—351 页。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00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70 页。
② 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34 页。
长度达84。92 英里，放水总量为3497 百万加仑。③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可谓无孔不入，并在以上诸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工业投资速度虽渐趋缓，但绝对值仍在上升，生产规模在众多领域继续扩大。它们不仅以此攫取巨额利润，使资本飞速增殖而且严重阻抑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官属工业的演变与发展（一）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延续与扩充清政府为加强国家机器和国防，下大力更新军事装备和编练新军，不仅维持原有军事工业，而且增加经费和设备，使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枪炮式样和火药品种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从光绪“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停造水旱雷，专制各种铜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并将所有各式旧枪一律停造”①。其生产状况，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计，“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筒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二千余吨；栗色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②，其快炮、快枪、枪子、炮弹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枪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枪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万颗，快炮钢弹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颗，大小铁弹每年可成一万余颗”③。但该厂管理体制腐败，浪费严重。后来，在生产组织上逐渐推行包工制，虽有些成效，又出现以贿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质量下降等问题。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后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迁建于汉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德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较新机器装备的枪厂、炮厂、炮架厂、枪弹厂、炮弹厂等所属各厂陆续建成投产。当年始“仿造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响毛瑟快枪，口径7 米里九式”；同年，还“仿造德国克鲁森式陆路快炮口径三生的七，及过山快炮口径五生的七两种”①。其后，陆续添设镕铜、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厂，设备日趋完备。光绪三十年（1904）后，仿造丹玛新式机关枪；1913 年，仿造德国克虏伯式七五陆炮；1915 年试造马克沁机关枪，并可生产黑色火药、白色火药、黄色火药和酸料等。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马快枪11 万多支，枪弹4000 多万颗、各种快炮740 多尊、前膛钢炮120 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 万多颗、前膛炮弹6 万多颗及诸多枪炮器具②。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262 页。
① 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1 页。
②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0页。
③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 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0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424 页。
② 同上书，第430 页。
当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此外，北洋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成都机器局等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福州船政局则在造成大小兵轮、商轮40艘后，因经费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办。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注意在内地设置新的军火工厂，以便战时使内地与沿海沿边相互接济。新设的军火工厂先后有：新疆机器厂（1895 年后）、江西制造局（1898 年）、山西制造局（1898 年）、河南机器局（1899 年）、湖南机器局（1903 年）、北洋机器局新厂（1904 年）。其中，北洋机器局新厂（亦称“德州机器局”），规模较大。1900 年，北洋机器局被八国联军焚毁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1 年将原北洋机器局的残余设备移至山东德州，并购置新、旧机器，于光绪三十年（1904）建成投产。该局下设12 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