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鸩�30—50 箱；森昌泰火柴厂也有资本5 万两，年产量可达6。3 万箱②。它们的火柴行销内地，价格较进口火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火柴进口。
造纸与印刷出版业：机器造纸业创办于广州和上海。早在光绪八年（1882），广州已有造纸公司出现。光绪十五年（1889），商人钟星溪在广州盐步水藤乡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③，资本15 万两，设备齐全，日产纸62 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等在上海杨树浦创建“伦章造纸厂”，资本30 万两，月产纸40 万斤。1906 年，因外国进口纸倾销，使该厂负债累累，被迫停业。
石印、铅印技术传入中国后，我国绅商自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在汉口、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宁波、北京等地相继创办了十几家刊行报纸和书籍的机器印刷企业。报刊印刷方面：艾小梅在汉口于同治十二年创办的“昭文新报馆”为最早；继起者有容闳于次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邝其照于光绪十二年创办于广州的《广报》等。书籍印刷方面：主要有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光绪八年，1882）、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蜚英馆石印局”（光绪十三年，1887）及北京的“撷华书局”等。这些印刷工业，主要采用石印技术，一般雇工100 至200 人，影印了大量古版书籍，对保存古籍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木材加工，机器制茶、制糖、制冰、制玻璃、制药、制煤砖等行业，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出现。与此同时，我国绅商自办的城市公用事业也开始起步。光绪十六年（1890），旧金山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设“广州电灯公司”。该公司有两台100 马力发动机和两架发电机，可供1500 盏灯用电，使广州城40 条街上店铺和公共场所开始用电灯替代了煤油灯。广州、汉口、沙市、南京、扬州等地，一些商人开始筹设自来水公司以改善城市用水。
2。重工业。
在重工业方面，民间资本薄弱，投资不多，仅在上海、广州、汉口出现了一些船舶修造厂和机器修理厂。此外，有一些小型煤矿和金属矿。
（1）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
船舶修造厂一般以修理船舶兼打制零配件为主，有的可以制造小型轮船。其中，上海李松云创设的“均昌机器船厂”（光绪八年，1882，后改名“发昌机器厂”）规模较大，修理过多艘不同规格的轮船，并能造小型汽船。② 同上书，第993—995 页。
③ 该厂创办人采孙毓棠说。同上书，第1000 页注。
机器修理厂主要从事机器修理及零件配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祝大椿创办于上海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光绪九年，1883 年）。
（2）采矿业。
光绪初年，开始出现一批民间资本经营的小型煤矿。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矿”（1877 年）、“湖北荆门煤矿”（1879 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1880 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 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 年）、“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1882年）、“安徽贵池煤矿”（1883 年）等。这些煤矿大部分是在原来土法开采基础上创办的。其中，池州、利国驿煤矿具有中等规模，各有资本10 万两左右，机器设备稍多，其余各矿资本一般在二、三万两左右，设备因陋就简，或仅在个别工序上使用机器。
民间资本投资金属矿稍晚于采煤业。从光绪八年前后开始，10 余年间共创办了10 余矿，适应着社会对金、银、铜、铁、铅等金属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由于民间资本不足，设备简陋，大部分矿山只使用少量机器，规模一般不大。其中，“热河承德府三山银矿”（1882 年）、“福建石竹山铅矿”（1885 年）、“直隶顺德铜矿”（1883 年？）、“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80年）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业。“湖北长乐鹤峰铜矿”（1881年）、“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1887 年）、“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1889年）、“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1890 年）、“热河建平金矿”（1892 年）和“吉林三姓金矿”（1894 年），则开采时间较长。当时，规模较大的金属矿是由“广东巨富”李宗岱于1883 年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前后投资达80 万两，开采区域达数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以及地方官府不肯支持，最终归于失败。民间资本投资重工业，仍有极大困难。
综上所述，从咸丰末年到光绪朝中期，我国机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门类日渐增多，地域日渐扩大。其中，由封建官府倡导、支持、保护的企业获得较快发展。这些新生的机器企业尽管受到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抑、兼并和盘剥，但它代表了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在不断排除阻力，艰难缓慢的发展中为我国工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发展（1895—1919）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恃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条款，急剧增加工业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扩张，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控制的企业得到延续和发展，有些民用企业在承办方式上发生明显变化。民间机器工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权运动时期有了显著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长足进步。
外资工业的扩张中日《马关条约》不仅使列强原先擅自在华设立的企业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们得以急剧增加对华投资，使外资企业迅速发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 年，创办资本在10 万元以上的大型厂矿达136 家，总资本为10300 多万元，约相当于此前50 年投资的13 倍①。按国别划分，这136 家外资企业中，英国占37 家，资本4968。1 万元；日本占49 家，资本2633 万元；德国占12 家，资本768。1 万元；沙俄占17 家，资本664。8 万元；其他国家共占21 家，资本1281。3 万元②。其中，日本企业大量涌入最为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主要表现为商品输入减少，工业投资速度趋缓，但外资企业仍在继续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
列强对华工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煤矿、造船、轻纺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
1。矿冶业。
甲午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合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通过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夺取了开采云南、两广各种矿产的权利；俄国于次年通过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夺取了中东铁路沿线各种矿权；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3）通过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沿线30 里内矿产开采权；同年英国通过签订《山西采矿条约》，夺取了山西省煤、铁、石油开采权；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通过签订《满洲协定秘密附件》，夺取了奉天省各种矿权。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2 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和攫取各地矿权的条约、协定、合同达42项之多，致使大量矿产资源落入列强之手。
在此基础上，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 年，列强先后采用自办或合办名义开办煤、铁、金、银、铜、水银等矿37 家①。其中，开办时资本在10 万元以上的32 家，总资本达4996。9 万元，约占同期外国工矿企业总资本的48。4％。煤矿则占了绝大比重，开办达27 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对煤矿的掠夺仍在发展。1917 年，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总公司”，随后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矿。1915 至1920 年间，英国又霸占了北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3 页。
② 同上书，第2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上册，第140—144 页。
京门头沟煤矿。与此同时，列强又以借款或合办名义，控制更多的矿区。1913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0710 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8537 万元（其中外资5882 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79。6％；1919 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2660 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7675 万元（其中外资5922 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6％②。1913 年，全国煤产量约达1288 万吨，其中外资控制的企业产量达713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4％；1919 年，全国煤产量约达2014 万吨，外资控制企业的产量达969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8。1％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外资在煤炭生产方面的投资比重和产量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仍在增长。我国铁矿和冶铁业则基本为列强所控制。
2。船舶及机器修造业。
甲午战争后，外资原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新的船舶修造厂和机器工业明显增多。在航运发达的上海地区，先后有英商创办的“和丰船厂”（1896年）、英商瑞记洋行开设的“瑞澂造船厂”（1900 年）、英商创办的“万隆铁工厂”（1905 年）等企业出现。1912 年，瑞澂造船厂兼并了万隆铁工厂，增加了企业实力，拥有新式设备，可制造多种民用船只。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厂于1900 年合并了和丰船厂。第二年，又与祥生船厂合并，资本增至557 万两②，改称“耶松船厂公司”。该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垄断了上海船舶修造业。
在东北地区，日本船舶修造业急剧发展。在大连地区，日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设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设立“川崎造船所”、宣统三年（1911）设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