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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③。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④。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⑤。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⑥。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发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①。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②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1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④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⑤，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 。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⑥。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速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0 页。
② 蔡藏卿、马厓民：《鄞县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1 页。
③ 《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④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1，第46 页。
⑤ 《关册》（中文），1903 年，下卷，第30 页。
⑥ 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11，第337—338 页。
①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33 页。
② 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14 页。
③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④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⑥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进口每年不超过1500 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00 台。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①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发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速发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发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②。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③。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④。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1867）进口铁为113441 担，光绪十一年（1885）增加到1202881 担，不到20 年增加了近10 倍。而光绪十七年（1891）更剧增至1726056 担①。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②。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大批冶炼作坊先后倒闭。例如：铁工业最著名的广东佛山镇，原有铁砖行10 余家，后来全部关闭；10 余家铁线行也仅剩不多的几家；原本极兴盛的铁钉行，其营业也十分冷落了③。安徽芜湖出产的钢“为旧日驰名物产”④。咸丰、同治时，其钢坊已从过去的数十家减少为14家，到光绪中期芜钢绝迹于世⑤。湖南邵阳，“原名宝庆，所产之钢，称曰宝庆大条钢。。。前清初叶，宝庆大条钢，极负盛名”⑥。其钢坊在同治年间还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0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1 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1 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251 页。
① 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第164 页。
② 《海关贸易报告册》，1888 年，天津口，第19 页。
③ 参见洗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第15 页。
④ 鲍寔等：《民国芜湖县志》卷35，第6 页。
⑤ 参见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铁业片断史料》，《安徽史学通讯》1958 年第1 期。⑥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 编，第349—350 页。
有20 余家，到宣统二年（1910）仅剩8 家，以后不久也全部停歇了⑦。湘潭的苏钢以前也较有名。咸丰年间，这里的钢坊有40 余家，以后相继停闭，到宣统二年仅剩3 家，不久也全部停顿了⑧。山西的生铁、熟铁，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销路。鸦片战争前后，仅晋城县就有生铁炉10 余座，熟铁炉百余座①。洋铁大量输入后，同治、光绪之际，其“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②，产量逐渐减少，不久因连年大旱，炼铁“炉数顿减大半”③，到光绪末年，这里所存炉数已不及昔日的1/10④。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铁炼钢业，虽或衰歇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种手工业，凡是生产与进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进口洋货替代的产品，都遭到了和冶铁炼钢业相同的命运，如蜡烛业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铁片被火柴排斥，土针、土靛被洋针、洋靛排斥等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而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与手工棉纺织业及冶铁炼钢业不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丝、茶是外国资本主义着重掠夺的中国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终是丝、茶两项。同治、光绪之际，二者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达90％左右，以后虽逐渐下降，但到甲午战争前后仍占60％⑤。丝、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制茶业的发展。缫丝业方面，如浙江乌程县南浔镇出产的辑里丝，以前其销路仅限于国内，“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⑥。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⑦。其后“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而愈盛”①。到光绪二十年前后，“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②。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每年产丝约260 万两以上。太平天国失败后，育蚕者渐渐增加，生丝产量增多。光绪六年（1880）生丝产量达500 万两之多，其中80％运往上海输出国外③。广东的生丝，光绪六年（1880）输往欧洲12000 包至14000 包（每包重80斤）；输往缅甸3000 担至4000 担；输往美国10000 箱（每箱75 斤）；本省消费为20000 担④。其他如四川、贵州、湖北、山东、奉天等省的缫丝业均有较大发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⑤。福建“自开海禁以来，⑦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 编，第349—350 页。
⑧ 《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 编，第349—350 页。
① 李希霍芬：《旅华日记》，第560 页。
②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 编，第171—172 页；第6 编，第478 页。③ 《中国实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