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国也是在干涉还辽之后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谢”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 年6 月20 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使中国西南边省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二十三年二月（1897 年3 月），法国强迫清廷做出保证，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同年三月（4 月），又迫使清廷声明，保证不将临近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同意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 年11 月16 日），中法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 年；取得了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① 《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 卷，第279 页。
围。
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 月11 日），清廷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声明，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 月9 日），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包括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租期99 年。此后，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 月1 日），同清廷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了威海卫。继续保持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
日本除霸占台湾省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 年4 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将福建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跟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没有来得及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待美西战争结束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已基本划定。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取得的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以及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对此，英国首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陆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扩大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十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第一节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已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此外，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 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 多万元①。这远远超过了中日战争前20 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在当时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二年，陆润庠等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二十三年，杨宗濂、杨宗翰在无锡开办业勤纱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了通益公纱厂，陈光颍在浙江萧山创办了通惠公纱厂；二十四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了裕通纱厂，等等。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些新设立的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缫丝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在苏州、杭州、镇江、萧山等处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时，缫丝工业成为了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轮船公司和轮船局。
此外，诸如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织麻、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力量还十分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发展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商品的原料产地。外国还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并且一般都规模较大、资本雄厚，从而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还加大了向中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侵夺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压力，使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或被外商兼并。以发展较快的棉纺织业为例，其受外商的打击最为严重，进口的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民族资本的纱厂不仅无力与之竞争，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苏、杭一带的华商纱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亏损，能够全年开工的已是寥寥无几。此外，本国的封建主义也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廷虽然已准许“民间设厂”，但直到戊戌维新运动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870—919 页。
前后，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日渐增多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虽然受到了种种压迫和阻碍，但较之从前毕竟还是有了初步的发展。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承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要求挽救危机、改变现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适应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节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发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①。《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否定了君主专制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00 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① 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