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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首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 卷，收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39 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 件、770 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0），1929—1930 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1964 年和197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①。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1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1905—1908）和宣统一朝三年（1909—1911）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 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18 卷，又卷首1 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 卷，《西巡大事记》11 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 卷，《条约一览表》1 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①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1。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 卷，陈彛庑髟辏�1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60 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0 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895—1901）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 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6 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1 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 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1 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1 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00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00 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0 卷，收录折片897 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64 卷，收录折片1314 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0 卷，收录折片1921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 件，为《林文忠公政书》150 件的39 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陆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