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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 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0 卷，《清文宗圣训》100 卷，《清穆宗圣训》160卷。《十朝圣训》共922 卷，前七朝200 年事共532 卷，近代三朝50 多年共390 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① 《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 辑，第139—140 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①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 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120 卷，嘉庆朝50 卷，道光朝60 卷，咸丰朝100 卷，同治朝100 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①，计前五朝共100 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 年5 月11 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②。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69 卷，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 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 卷，于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1958 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① 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① 王先谦：《东华录序》。
② 《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1 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甚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这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这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1911 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1912 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 月13 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 月7 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 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 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 卷，皆同治十一年（1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 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 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 卷，皆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