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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国军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 年7 月3 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C。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0月24 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超出了1 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 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 万担，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 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②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11 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② 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78—79 页。第四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 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发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他在鸦片战争前，曾代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浙江省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后来，他写了《圣武记》，历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微堂内外集》等。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间，获得世界地图册和西方人士的有关口述，并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撰成《瀛环志略》10 卷，对世界各国的史地状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时人往往把此书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
张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 卷。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境，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边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0 卷。
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这类作品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厉指责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诗，斥责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动，而张维屏的《三元里》诗，则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声势，嘲笑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打击下狼狈不堪的丑态，并对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表示愤慨。民间的揭帖和歌谣，是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河南固始县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 卷，共收植物838 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