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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 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 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 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 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 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 年第6 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 年第9 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5 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