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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袁世凯支持下设立的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清柯劭忞、缪荃荪、王树枬、吴廷燮等百余人参加，内中除极个别人之外，全是清朝遗老和旧史学家。这些人多以遗臣自命，欲“用修史以报故君”，因而在修史之初就确定体例“不妨依据旧史”，在内容上采用于式枚、缪荃荪等在《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所说的“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的观点为宗旨，在1927 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匆匆编印成《清史稿》。《清史稿》采摭资料丰富，史实较为赅备，有些资料也经过了一定辨别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体例上创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现象，为旧史所没有。但是《清史稿》极力赞颂清皇朝的统治，称其“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①，对清代历朝皇帝无不美化为可与尧舜禹汤相媲美；而对于有损清皇朝尊严的历史事实、暴政和对外战争失败，则曲意隐讳，诸如清主之祖原为明朝属臣、顺治初年的圈地、平定东南时的屠城、残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②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① 《清史稿·遗隐传序》。
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1749—1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6 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 种、4074 器，其中有文字者1290 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1906）英国人斯坦因（Mo Aural Stein）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 箱， 艺术品5 箱。后来第二次又盗走写经570 卷。与此同时，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亦到千佛洞盗去写经六七千卷。同一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木简（称为“流沙坠简”）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去不少。此外，德国人格路维德（Albert Grumwedel）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1907）在新疆、蒙古境内运走古物46 箱，勒柯克（Albert Vonlecog）从光绪二十年（1894）至1914 年运走古物397 箱。俄国人柯兹洛夫（P。Ko Kozloff）、鄂登堡（S。Oidenburg）于1907 到1925 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国人安竹斯（Hapman Andrews）于二十世纪初5 次到内外蒙古搜集化石运走，第六次在张家口被扣时，化石有80 多箱。还有日本人小牧实繁曾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曾发掘古物而去。中国古物严重散失。
敦煌石窟遗书3 万余卷，其中佛经占95％，此外为古书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后已佚之书。如《古文尚书·孔氏传》、《尚书释文》、《春秋榖梁传解释》、《论语郑氏注》、陆法言的《切韵》、孔衍的《春秋后语》，以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唐文词曲及通俗小说若干种，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写经和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故宫古书古物的逐步开放，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除前述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最大。
罗振玉（1866—1940）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三编》、《流沙坠简》等书，其《殷墟书契考释》多正东汉郑玄笺注之误。其他书文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1877—1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证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古金文考释》等多种。他的《殷周制度论》是公认的以新途径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研究中国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经、史、文字的影响甚大。首先是开拓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得以前的“以经治经”、以书本治史，扩大到以古器物治史，以史治经。从前研究古文字，不出许慎的《说文》，认为籀文（又称大篆）为书体之一种，其出现在古文之后、篆文之前。对此2000 年无异说。而王国维证明籀文非书体之名，它就是古文。还有不少学者据甲骨、金文中考出的文字，对《说文》予以商榷和驳正，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即是一例。从甲骨、金文的文字中，发现了六经所载之外的史迹，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古器物上的花纹雕镂及其本身的制作，也具有美术史、工艺史的研究价值。其次，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结果，雄辩地证明了《史记》中《殷本纪》、《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确可靠，证明了殷周史的信而有征，从而把中国的可信历史上溯到4000 年前。此外，这些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书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等古书古文中记载的史实，具有很大程度的可靠性。对于清中叶以来的疑古思潮，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最后，这些考古学家，尤其是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的考据方法和西方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书中文字互相释证，取他族故书与我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点、方法与固有材料参互考证，认为古文字学、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为表里，创造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与囿于经书、稽古钩沉的乾嘉考据法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因而王国维以甲骨文治殷史、以金文治周史，所取得的成就，是旧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当然，王国维“反经信古”、“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主义治史方法，还停留于形式逻辑阶段，严格地说仍是“考史”而非“论史”，这使得他的考古和古史研究虽然为后之史学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仍未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情形。有关研究依然有待后之研究者继续开拓前进。
第十七章文学、艺术近代文学艺术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变化：西方文学艺术的进入与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发生冲突和交融；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爱国反封建反帝构成了进步文学艺术的基本主题，艺术形式得到多样化的发展。
第一节诗文龚自珍、魏源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 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龚自珍的诗文在晚清风行一时，他的慷慨浪漫的诗歌散文，在晚清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