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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894 年7 月25 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谁是战争的挑衅者？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七时五十二分，。。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首先发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发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戚其章：《甲午海战史》）。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战斗之烈，时间之久，为此前世界海战史所仅见，因之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北海舰队以何种阵形迎战及海战的胜利谁属？这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认为，“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便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 年第1 期）。戚其章且认为，“北洋舰队终于‘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甲午战争史》）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台独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试析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 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 年9 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0 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 年9 月29 日）。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 年第6 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 年第5 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 年第7 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 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 年8 月24 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 年2—8 月）间所撰奏疏20 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 篇，共计25 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 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发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 年第2 期；∷蔚禄# 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发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超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 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 年12 月12 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发，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 年4 月10 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0 年5 月27 日座谈会的发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 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