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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约定每年遣派15 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 名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年底，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组成了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页。
①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 册。
② 《学部奏咨辑要》卷2；《光绪朝东华录》卷202。
①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 页。
留日女生会组织②。江苏省举行留学生考试，共取13 人，其中女生3 人，赴美国威尔士利女学就读，是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③。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因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一部分，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肆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 月4 日、5 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八月初三日（9 月16 日）发榜，录取程义法等47 名学生⑤。十五日（28 日），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当时规定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①。次年三月，学部特制订《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五章，并专设驻美留学监督。同月，学部又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三十一条和《游美学务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十六条，加紧了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末民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就这点而论，晚清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②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4—56 页。
③ 《东方杂志》第2 卷第9 期。
④ 《东方杂志》第6 卷第8 期。
⑤ 《教育杂志》第1 卷第8、9 期。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71 辑。
第十六章学术影响和制约着自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这70 余年间学术的根本因素，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具体地说，随着西方商品和武力的入侵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输入，使得中国固有的学术呈现出重大的变化：其一是一些原为古老的经学的附庸学科，如哲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独立凸现出来；其二是另一些学科虽仍沿袭原有名称和形式。但从内容到方法、观点，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如史学。而在传统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学，由于治学分途而渐趋分崩离析，经过一段回光返照的时期之后，成为史学、考据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
第一节哲学哲学在中国，虽然是近代才独立出现的学科，但却不是全新的。不用说热衷于讨论义理性命的理学家，就是朴学家们走的也是“由辞以通道”的途径。不过中国传统哲学重点不在自然观和认识论，而在伦理、历史和社会人生方面。而这一时期的哲学，正处于新旧哲学的转型阶段。
龚自珍、魏源的历史—政治哲学清中叶以后，庄存与（1719—1788）重振今文经学，着重研究和传播《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并通过他的两个外孙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给龚自珍、魏源以直接影响。
龚自珍（1792—1841），少年时曾从著名汉学家、外祖父段玉裁习文字学，27 岁时又在北京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并与宋翔凤交游。他从公羊学派所汲取的主要是“变易”思想，而经世致用精神则主要出自他直面现实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他不屑于作章句经师，既批评汉学考据家的“琐碎饾饤”、“繁称千言”①，也不满宋学家的“坐谈性命，其语■■。。。何施于家邦？”②他不仅把清代今文经学推出书斋，走向社会，使“经术”发展为“治术”，而且对今文经学中天人感应说的神学目的论表示了异议，并未自拘于经学藩篱。
龚自珍意识到古往今来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③。据此，他称赞“太史公为书百三十篇成，褒汉氏盛德，赫然跻于周室”④。显然认为变化的结果并非后不如前，否定了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期的颂古非今态度。他还指出，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一种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所以在论及由先秦的分封制发展为秦汉的郡县制时说：“封建。。郡县。。，天不两立。天不两立，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①当然，“有所趋”的动力、原因何在，龚自珍还无法理解，对于“天”
也未作本质说明。但是他已依据当时有限的天文学知识，反对把天神化，批评了借天象预言人事的谬论，他说：“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意即星象既能推算，说明它不能预示凶灾，如果真能预示凶灾，就不可能被推算。因此，他称最先提出以日食为凶灾的《诗·小雅》是“讽刺诙怪，连犿杂糅，旁寄高吟，末可为典正”②。对两汉的谶纬神学加以批判，宣称“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并主张“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③，证明了龚自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① 《与江子屏笺》、《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347、195 页。② 《丁亥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85 页。
③ 《释风》，《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8 页。
④ 《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2 页。
① 《答人问关内侯》，《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31 页。
② 《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9 页。
③ 《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46 页。
在人性论问题上，龚自珍继承了先秦告子的学说，自称“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也；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④。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⑤，反对孟子和程朱先天的性善论，借以强调环境影响和后天的教育作用。
龚自珍认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①。他主张变易的社会历史观，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②。这是其改革现状的理论基础。他由此出发，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作了深刻的揭露，力言“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尔，。。孰若自改革”③。他谴责神学说教，是为了开一代风气，振起人们经世致用的精神。
但是，龚自珍又认为“体常静，用常动”④，即认为事物的“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其功用。又受公羊学、象数学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⑤。所以他变化的历史观又是包括在一个更大的静止僵化的框架之内。他虽然对天人感应论有所批评，但极不彻底，认为“政不道”，则天人相绝；一旦“有大圣人出”，便能沟通天人，所以盼望圣人出世，并称赞“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⑥。与这些哲学观点相一致，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不仅是渐变的，而且没有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意图，只限于要求修订封建的礼仪制度、澄清吏治、变革科举取士方法，以及通过扼止贫富“大不相齐”等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他的《农宗》一文，实际是要用封建宗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财富，使各等级的人安守本分。魏源（1794—1857），早年习王守仁的心学，后从刘逢禄受教，接受了公羊学。他与龚自珍相同之处甚多，所以世以“龚魏”并称。他也强烈主张经世致用，同样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批评宋学空谈“心性”、“礼义”，“无一事可效诸民物”②；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③和“以经术为治术”④。
魏源讨论知行关系的兴趣来自王学，但明显地冲破了王学的限制，主张行为先。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并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④ 《阐告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9 页。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 页。
① 《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 页。
② 《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 页。
③ 《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6页。
④ 《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 页。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 页。
⑥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语录》，《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4 页；下册，第421 页。① 《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9 页。②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 页。
③ 《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 页。
④ 《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 页。
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⑤把直接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途径，认为知由行来，否认先天的超经验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这种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态度，魏源否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