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宀拗鞅唷吨泄犯僖返谒牟幔�1965 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 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 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潮”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 年第2 期）。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 年第5 期）。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0万言，共88 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如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 册，计500 万字， 现已陆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⒗钚愠傻忍教旃闹饕宋铮加邢喙氐淖ㄊ槌霭妗�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