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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第1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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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遇事相帮。议定后,分头纠得刘标等10 人,于同年六月在厦门旗杆脚地方,按照添弟会的仪式结拜,取名小刀会。其后,同安、龙海、海澄等县之人,纷纷入会。“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万人”②,遂为官府觉察。福建巡抚徐继畲派令新任兴泉永道张熙宇前往查办,张抵厦门后将陈庆真捕获杖毙。小刀会由黄位继任首领。咸丰三年(1853),黄位、黄德美率领小刀会起义,攻占海澄、同安等县城,占领厦门达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会。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商业、交通运输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客民”。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因经商致富外,大多成为手工业工人、航运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杂役或无业游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藉此为生者,生活更加恶化。为了求得生存,他们结成了各种势力集团,有些以地域划分,“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①这些势力集团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会党,如以李咸池为首的福建小刀会;以刘丽川为代表的广东三合会;此外还有以嘉定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以徐耀为代表的罗汉党;以朱自峰为首的庙帮或彭王党;以及以周立春为首的青浦三合会。这些会党,逐渐融合,统一在小刀会这一总的名称之下,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举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政权,坚持了17个月,为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地会的传播与发展,不断遭到清廷的镇压。被破获的天地会组织,为首者或被凌迟,或为斩决;为从者则被发遣到边远地区。一些被发遣者,往往在配所继续结会。咸丰四年七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会成员段洸前,便在配所纠人结会。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宁,与因抢劫案被发遣伊犁的河南人吴六在配所熟识。段洸前素习算命,来配所后以裁缝为生,吴六则受雇于旗人巴通阿■铺,充当伙计。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 年8 月13 日),段洸前来■铺裁制衣服,趁雇主不在家,与吴六谈及贫苦难度。吴六称如今内地战事纷扰,莫若趁机纠众抢劫仓库、富户,以便得财回家。段洸前称恐人少难以成事,从前添弟会内楚粤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结会聚众,遂议定纠人“兴复旧会”。二人分头纠得彭正有等6 人,于是年闰七月初一日(8 月24日),照添弟会仪式结拜,吴六等共推段洸前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颗,上刻“段成心堂”4 字,称系自己执掌之印。又描出5 字,令吴六刻成圆木印5 颗,分给彭正有等执掌。又制成青、黄、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后中左右分立5 营,作为会内大头目。复裁红纸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28② 《军录》,闽浙总督裕泰折,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128 页。宿字样,刻成小木戳28 个,以便照数纠人,作为小头目。会内设有号簿一本,用来登记入会者名单,由吴六收藏①。
  其他会党鸦片战争后,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不断发展,天地会系统之外一些小的会党,也在继续传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会。道光年间,江西宜黄县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纠人结拜天罡会,自任首领。其兄名邹良俚,绰号“梁王”,弟名邹松俚,绰号“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祷。遇村邻有人患病请治,即约会族人七八名或数十名,于纸上书写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执铁叉,问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呐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会内编有仁、义、礼、智、信字号,刻有印信。规定遇有事情,先呈头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号如约而至。若遇紧急情况,则于信封上加插鸡毛,表示急如风火,严如军令。每月定期聚会,届时首领升堂,会众皆各带军器防身。遇有争执,由首领剖决是非曲直,或罚或责,俱各听命。因会内有文武生监书吏衙役等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以邹氏兄弟家中供奉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会①。
  抬天会。由江苏东安县张克贤、张克贯等在该县五港镇创立,聚有200余人,称抬天会②。
  斗台会。由湖南东安县云集庵僧人景灼于咸丰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于已故僧人葆沅经卷箱内检出书本、木戳、布牌等物,见书内画有斗台佛像,遂设立佛像供奉,并邀人结拜弟兄,先后纠得黄芹藻等42 人,于八月二十六日(1851 年9 月21 日)在庵内会齐,各出钱100 文,交景灼买备香烛鸡酒。景灼用木斗设立佛像,令众人跪拜盟誓。众人共推景灼为大哥,拈香结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③。
  道光、咸丰年间的会党,除上述以会为名者外,还有诸多以“堂”为名者,称某某堂。
  征义堂。湖南浏阳东乡地方周国虞首倡,初称忠义堂。周国虞素习拳棒,膂力强悍,并有“封刀”、“封铳”等“邪术”。凡习法术、书数、医卜、星相及粗晓天文、地理,有一艺之长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附近发生武装反抗事件,周国虞与曾世珍、马二等纠集村众,制裁操练,藉资防御,将村内社庙改为征义堂,作为教习场所。由周国虞总管内事务。凡入其会,先出制钱1000 文,报名登簿,邀入暗室,饮符水一碗,将头伸入瓦瓮内,盟誓永不改悔。会内定有记认,随时更换。初以红绳作汗衫纽瓣,其后改用它物。堂内将心腹之人,散布于县署及省城督抚衙门,充当书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县署之一举一动,征义堂无不周知①。
  合胜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人邓南保等创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 月18 日),广东英德县人邓南保与刘亚才、谭观欣等人会遇,彼此共① 《军录》奕山折,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 《军录》,金应麟折,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② 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 卷12 期。③ 庄吉发:《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 卷12 期。① 《军录》署理湖南巡抚骆秉章折,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
  谈贫苦。邓南保称佛冈厅大庙地方,地僻山深,与清远、英德等县连界,富户甚多。倡议结拜弟兄,以便“恃众索诈。若不允从,即行劫掠”。众人遂共推邓南保为大哥,分头纠人,先后纠得390 人。邓南保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11 字编列号次②。
  广西的“堂”甚多,如广义堂、义胜堂、永义堂、得胜堂、洪胜堂、大胜堂等,不一一赘述。
  青帮与哥老会的兴起大约在道光与咸、同之际,又兴起了两个新的会党即青帮与哥老会。
  青帮的兴起,与漕运水手的行帮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③、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清代的漕运仍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各省的粮船,按省分帮,每省又按地区分为若干分帮。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1 人或2 人领运,称为“运弁”。每条船有运丁1 名,雇用“谙练驾驶”之水手9 人承运。粮帮水手大多来自北方直隶、山东等省的破产农民,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①。所得雇价甚低,嘉白等十帮,重运时,头工给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回空时,舵工仅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②。水手们驾船航行在千里大运河上,不但劳动极为艰苦,而且十分危险,常有遇风覆没之虞,经济上还要遭受种种勒索。粮船运行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约有半年时间无事可做,水手们只得临时外出“佣趁”,藉以糊口。
  水手们终年生活在命运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惧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罗教便在水手中传播,入教之后,可以消灾祈福,保祐水手们四季平安,这对水手们颇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罗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③。以后这些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们“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们每年平安回来,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那些“无处佣趁”的水手,衣食无着,则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④。这样,罗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水手们以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手入教,罗教庵堂也成了粮船水手们互助性聚居之所。随着漕运的发展,罗教庵堂数目日增,至雍正年间,仅在杭州就有罗教庵堂70 余处。
  清统治者为了禁绝罗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断对罗教庵堂加以打击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查封杭州的罗教庵堂50 多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又下令拆毁了杭州续存的33 所罗教庵堂。经过这次打击,罗教便把庵堂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水手们在粮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帮设老堂船l 只,供奉罗祖图像,分派1 人专管香火② 《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 包括江苏、安徽。
  ① 《史料旬刊》第12 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全案》卷1,监察御史熊遇泰折。② 《漕运则列纂》卷9。
  ③ 《史料旬刊》第12 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会案》卷1,监察御史熊泰折。④ 《史料旬刊》第12 期崔应阶折。
  及通帮水手用钱帐目,称为“当家”。大帮的当家称“老管”,与各帮当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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