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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事》、《顺治朝继续加派练饷》，三个专题是近代的，只最后一个专题是清初的，且只收三个题本。而第4 辑三个专题都是顺治年间的事，只在最末收录了三件在清方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可见这个《丛编》选录近代档案，并不偏重近代。
原在清宫以外的档案有些也已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如清末重要督抚赵尔巽、端方的档案均已入藏。第8 辑选辑主要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情况的文件，皆录自《赵尔巽全宗档案》； 第14 辑《出国游学生等致端方函札》80 通，皆录自《端方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有《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有《民国档案》，皆季刊，发表一部分论文，刊布一部分档案。其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历史档案机关，也编有包括近代档案的期刊。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 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长河商务印书馆1938 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 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 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 年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 年，1947 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 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 年、1851—1864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1—1905 年、1905—1912 年、1912—1919 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 年、1864—1894年、1894—1905 年、1905—1919 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 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0—1914 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 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 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