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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州牛庄所出之豆饼，亦允许外商在华转口贩运。中国传统的民间航运业，遭到了空前的摧残。
免税与减税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 册，第2934 页。
③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21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 卷，第420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 册，第2918 页。
③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85 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 册，第2930 页。
①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95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50 页。
值百抽五的税率已经很低，但列强还以各种借口希图免减纳税。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所附税则表中，曾列出凡进口金银类各样金银洋钱、锭课，免税；又进口洋米、洋麦、五谷等皆免税。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规定，英商在各口岸自用艇只，运带客人、行李、书信、食物及例不纳税之物，毋庸完钞。同年在上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二款，又作出了更具体的免税规定：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米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首饰、挽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蜡烛、外国烟丝烟叶、外国酒、家用杂物、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毛毯、铁刀利器、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①。
由于获准免税权利，上述商品趁机大量输进中国。而同样性质的货品，如衣物、米粉、蜜饯、纸、墨、金银器、酒药、烟丝、烟叶、毛毯等，在出口货税则表中却列入应税品内。
光绪七年（1881）《中德修改条约》还规定了德国在中国设立的船厂为修理而非为建造船舶所用材料的豁免关税问题，这种免税是“非常宽大的”②。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为保证列强索取巨额赔款，才基本裁减上述免税。条约规定：“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③但此后洋米、洋面继续免税进口，对中国农业和面粉工业的发展依然产生抑制作用。
此外，还有陆路关税的减征规定。陆路关税的减征，是从中俄贸易开始的。同治元年（1862）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运货至张家口或天津，应纳进口正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减一；如由天津水路赴南北各口，则应按照各国税则，在津补足原免三分之一税银。光绪七年（1881）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又作了类似规定，并新增俄商“在张家口贩买土货，出口回国，应在该口纳一子税（即正税之半）”④。后来法国、英国分别猎取到这种陆路边界通商的减收关税权。光绪十二年（1886）中法《滇粤陆路通商章程》规定洋货进入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五分之一纳税，法商从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运出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三分之一征出口税。可是这两种减收办法还不能满足法商的欲壑，因而在光绪十三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第三款中，又议定：凡由越南北圻入中国滇、粤通商处所之洋商，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其出口至北圻之中国土货，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英国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也规定凡货物由英商经由蛮允、盏西西路运入中国者，完税时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三，若货由中国经此两路运往缅甸者，完税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
此外，列强还取得某些免纳船钞的特权。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商船进口，因货未全销，复载往别口转售者，只纳货税，不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116 页。
②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87 页。
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1006 页。
④ 同上书，第388 页。
输船钞，以免重征。中法《黄埔条约》更明确规定，法船从外国进中国，“止须纳船钞一次”①。其后，这种特权又进一步得以扩大。
船钞（吨税）及其指定用途鸦片战争前，船钞属于正税之一，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鸦片战争后，船钞改为按吨课税，不分等级。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国进口商船，应查照船牌开明可载若干，定输银之多寡，计每吨输银五钱。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均行停止。”①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小船在一百五十吨以内“按吨纳钞一钱”。按上述规定，战后船钞大为减少。战前一艘420 吨的船纳船钞842 余两，连同他种名目共纳2600 余两，而战后只须纳210 两；战前一艘900 吨的船纳船钞规费等3000 至6000 两，战后仅纳450 两。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又进一步降低船钞的水准。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英国船应纳钞课，150 吨以上，每吨纳钞银4 钱，150 吨正及150 吨以下，每吨纳钞银一钱。为了外国航运的便利，列强还强制中国的船钞，指定用作助航设备之费用。咸丰八年（1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项下拨用。”②咸丰十年（1860）按赫德建议，实际提出十分之一充作助航设备之用；该年船钞的十分之一数额为2。691 万两。自同治七年（1868）后又以十分之七充此项用途。到宣统三年（1911），船钞的十分之七达到94。247 万两。至宣统三年末，全国使用该项基金共建立了180 座灯塔，138 个浮桩和119 所警标；灯塔则由55 名外籍和407 名华籍的守塔者予以管理③。
从同治二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863—1900）止，曾用船钞的十分之三用作同文馆费用。1917 年4 月，总税务司获准保留全部船钞收入以支付海务处日益增长的开支④。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60 页。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41 页。
② 同上书，第118 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 卷，第173 页。
④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00 页。
第三节子口税制度子口税制度的建立子口税制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当时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当局就注意到子口税问题。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1840 年4 月25 日），巴麦尊致懿律等训令中，曾希图在条约中规定英国货物由中国一省转运另一省时，免除内地税捐；此要求若不能实现，便在条约中规定：“货物自一省转运另一省时所另行加征之税捐，总共不得超过此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几，或相当于此等货物进口时已缴纳之税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①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款对子口税作了一项含糊的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几］分。”②由于该条款并未说明子口税的应征确数，且不包括土货出口在内，因此该条约规定对清地方内地税捐的征收未起实际限制作用。
促使列强完善子口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咸丰元年（1851）后厘金的出现。厘金的征收是奉旨核准的，但其税率和征收方法却听由各省当局处理。作为一种新的广泛流行的国内贸易征税制度，厘金成为列强对华贸易的障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对子口税作出了新的规定：外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首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①。
咸丰十一年（1861），署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总理衙门会谈时，特禀呈“子口税”清单，他以子口税“无所甚难征收”为理由，提出征收子口税的具体办法。赫德建议，在货物流通之总路应设关卡，“土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内而不准过，洋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外而不准过”②。五月三十日（7 月7 日），奕䜣在奏折中表示，“此项子税，既为条约中应行之事，且系内地税，可以不扣二成，应令南北通商大臣妥筹办理”。随即奉旨正式实行③。
子口税制度与国内外贸易1。子口税制度与洋货内销。
由于子口税制度的实施，洋货内销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洋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 册，第811 页。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32 页。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 册，第99—100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 册，第2927 页。
③ 同上书，第2917、2925 页。
货在口岸完纳了固定而又微少的子口半税后把货品运至目的地，就可以免纳以往较重的内地税；于是华商立刻愿意购买大批洋货，转售到内地城市和乡镇。洋货从此充斥中国城乡市场。如，从同治年开始，在镇江“洋布的惊人销量主要是因推广子口税制所提供的便利而获得的”；河南与山东的商人，“他们为现行子口税对货运的便利所动，遂到镇江试行直接贩运（洋货）到自己的家乡去卖”；糖和市布这两种货物，在子口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