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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去他们各自的封国。立皇子司马为长沙王，司马颖为成都王，司马晏为吴王，司马炽为豫章王，司马演为代王；皇孙司马为广陵王。又封淮南王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楚王的儿子司马仪为毗陵王。迁扶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司马畅的弟弟司马歆为新野公。司马畅是司马骏的儿子。封琅邪王司马觐的弟弟司马澹为东武公，司马繇为东安公。司马觐是司马的儿子。
初，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生皇孙。宫中尝夜失火，帝登楼望之，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由是奇之。尝对群臣称似宣帝，故天下咸归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复用王佑之谋，以太子母弟柬、玮、允分镇要害。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典禁兵。帝为皇孙高选僚佐，以散骑常侍刘志行清素，命为广陵王傅。
当初，晋武帝把才人谢玫赐给太子，生下了皇孙司马。有一天夜里，皇宫中失火了，晋武帝登上楼观望。司马当时只有五岁，他牵着晋武帝的衣襟走进昏暗的地方，说：“夜里突然出事，应当防备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可以站在亮处，让别人看到人君。”晋武帝从此认为司马很不一般。晋武帝曾经当着群臣称赞司马像晋宣帝，所以天下的人都归心敬慕司马。晋武帝知道太子没有才能，但是凭藉司马的聪明才智，晋武帝才没有废黜太子的想法。晋武帝又用王佑的计谋，把太子的同母弟弟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都派出去镇守要害地区。晋武帝担心会受到杨氏的逼迫，又任王佑为北军中候，党管皇帝的亲兵。晋武帝为了皇孙司马，以很高的标准挑选他身边的僚属与辅佐。散骑常侍刘志向与操守高洁清廉，因此被任命为广陵王司马的老师。
以时俗喜进趣，少廉让，欲令初除官通谢章者，必推贤让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则择为人所让最多者用之。以为：“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如，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优劣难分，时让则贤智显出。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则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趋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
刘看到当时的风气是喜好趋附，缺少廉洁与谦让，曾经写了《崇让论》，建议初次被授予官职、递交谢表的人，必须是能够推举、谦让贤能的人，才能够让他通过。如果有空缺的官职，那么就要挑选平时为人谦让最多的人来担任。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如果争斗起来的话，就要毁谤自己所比不上的人，如果谦让，就会争着推举胜过自己的人。所以如果争斗，世上就优劣难以区分，如果有了谦让的风气，那么贤能才智之人就会显现出来了。在现在这种时候，能够退身自我修养，谦让的人就会多起来，谦让的人多了，即使想守着贫贱不做官，也不可能了。如果奔走趋附想让别人对自己谦让，这就如同想向前走却向后倒退一样。”
淮南相刘颂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御下，此诚时宜也。然至于矫世救弊，自宜渐就清肃；譬犹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
淮南相刘颂上疏说：“陛下由于刑法禁令宽松放任，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局面是平时日积月累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能用公正的标准治理下民，这确实要等到时势所宜的机会。然而至于矫正世风，救治时弊，自然应当逐渐走向清廉整肃。这就好比行船，虽然不能径直渡过急流，然而应当渐渐随着水势往前走，一点一点地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然后就能渡过河去。
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丹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使夫异时大业，或有不安，其忧责犹在陛下也。
“自从泰始以来，已将近三十年了，各项事业却并没有比以往更加兴旺。凭着陛下的明圣，还没有纠正衰乱时代的弊病，以成就最初的隆盛，传之于后世，这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假使以后大业或许不安稳，那么忧虑与责任也还是在陛下。
臣闻为社稷计，莫若封建亲贤。然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者，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其势不足独以有为。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之士，深共筹之。周之诸侯，有罪诛放其身，而国祚不泯；汉之诸侯，有罪或无子者，国随以亡。今宜反汉之敝，循周之旧，则下固而上安矣。
“我听说为国家打算，不如分封亲属与贤能之人。然而应当审度、衡量事情发展的趋势。假使诸侯服从正义而行动，其力量足以护卫京城，如果他们包藏祸心，那么他们的势力也不足以独立地有所作为。这件事情要整治好是很困难的，陛下应当与通达古今的人士在一起，共同深入地筹划这件事情。周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就要遭到惩罚放逐，但其爵位不断绝。汉代的诸侯如果犯了罪或者没有儿子，那么他的封国也就随之失去了。如今应当改变汉代的弊端，遵循周代的旧制度，那么下面巩固上面也就安定了。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是以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非恶劳而好逸，诚以政体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别能否，甚难察也；因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略于考终，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诚能居易执要，考功罪于成败之后，则群下无所逃其诛赏矣。
“天下极其大，万种事物极其多，而君王却极少，就像天空和太阳。因此圣明的君王实行教化，要自己掌握住根本，把事务委托给手下去办理，这并不是好逸恶劳，实在是由于国家的体制适宜于如此。处理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区分事情办得好还是不好，是很难观察出来的，等到事情的发展显示出了成功与失败，这时候再去区分功劳与罪过就很容易识别了。如今陛下常常是精心于初始的构建却忽略对结局的考察，这正是治理的功效所以不完美的原因。人君如果确实能够处于平易而抓住根本，于成功失败的结局之后考察功劳与罪过，那么手下的官员们就没有地方逃避奖赏与惩治的处理了。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泰、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太重。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统领大纲，若丞相之为，岁终课功，校簿赏罚而已，斯亦可矣。今动皆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古时候六卿分工，各司其职，冢宰是统领。秦、汉以来，九卿的职掌，由丞相总管。现在事情都由尚书裁断，各官署奉行成规，与古时候的制度相比，尚书的事务太重。可以把众多的事务交付各官署办理，使各官署有专门负责的权力。尚书统领根本大纲，如同丞相所做的，年终考查功效，校阅簿籍，实行赏罚而已，这也就可以了。现在动不动就接受上面的现成的决定，上面如果有失误、过错，就不能怪罪于下属，等到年终，没有功绩上的建树，也不知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夫细过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矣。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盖由畏避豪强而又惧职事之旷，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在其中矣。是以圣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责凶猾之奏，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创业之勋，在于立教定制，使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后世凭之，虽昏犹明，虽遇若智，乃足尚也。
“细微的过失，荒谬的言行，这是人的本性所难免的，但是全都要用刑法来矫正，那么朝野上下就没有人能够立身了。近世以来，担任监察的官员，大都不抓根本大事，却对微小的过失抓住不放，这大概是因为畏惧、躲避豪强却又担心荒废了职责，因此就谨慎地使法律周密，以搜罗微小的过错，使得上奏的揭发罪行的文状接连不断，表面看来是在为公事尽职，实际上却扰乱了法规。因此圣明的君王对那些琐碎细密的公事不感兴趣，而对于那些揭发了凶恶、奸诈大事的奏章则一定要过问，那么损害国家政事的邪恶的人或事，自然就被抓住了。创立基业的功勋，在于设立政令，制定规章，使得遗留下来的风尚能够使后人的心有所寄托；遗留下来的功业，能够辅助、纠正年小而又软弱的后人。后代能够凭借前代制定的法规，即使是昏庸的人，仍然能作出明智的事情，即使是蠢笨无知的人，也如同有才智的人，使得后人足以得到帮助。
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恒伤太过，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窃以为过矣。”帝皆不能用。
“至于那修饰官署的事情，各种劳作，通常是过份得成了一种妨害，这种事情不用担心发动不起来，这是即使到了将来，没有陛下的命令也自然能办成的事情。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不急的事情抓得紧，办得勤恳，但却损伤了所赖以依仗的根本，我私下认为有些过分了。”对他的意见晋武帝都没有采纳。
＇6＇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桀，幽、冀名儒，多往归之。
＇6＇晋武帝下诏，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轻视钱财，喜好施舍，倾心与人交际，匈奴五部的豪杰之士以及幽州、冀州的名儒，都去投奔、归附他。
＇7＇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7＇奚轲人男女共十万人投降了晋。
孝惠皇帝上之上永熙元年（庚戌、290）
晋惠帝永熙元年（庚戌，公元290年）
＇1＇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
＇1＇春季，正月，辛酉朔（初一），改年号为太熙。
＇2＇己巳，以王浑为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