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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刘从谏身患疾病，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留后。武宗于是又派供奉官薛士干出使昭义，传达武宗的旨意说：“朝廷恐怕刘从谏的病一直不好，因此让他暂且到东都洛阳去治病，等到病情逐渐好转，再另外安排任命。并让刘从谏命刘稹到京城朝拜，朝廷必定授予优厚的官爵。”
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唐武宗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昭义的事宜，多数宰相认为：“回鹘的残余还未消灭，边境仍然需要加强防守。现在，又要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因此，请求任命刘稹暂为昭义留后。”谏官和凡是上言朝廷的百官也都持同样看法。只有宰相李德裕说：“昭义的情况和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割据跋扈的藩镇不同。河朔地区割据跋扈已有很长时间，人心难以感化，所以，几朝皇上都承认现状，不再讨伐他们。昭义则邻近京城，处于国家的心腹地区。昭义的将士向来以忠义而闻名，曾经在贞元元年出兵击退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叛乱，元和三年擒拿本镇的叛将卢从史。过去，朝廷大多任用文官担任昭义节度使。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唐德宗仍不许他的儿子李缄世袭为该镇的节度使，命令他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东都洛阳。后来，唐敬宗不理朝政，当时的宰相也缺乏远见卓识，因此，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跋扈骄横，朝廷难以控制，他多次上表逼迫威胁朝廷。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擅自把兵权传给自己的侄子。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的藩镇谁不想效法他们的做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服刘稹？而且，果真能够奏效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果能使成德和魏博不与他相互勾结，那么，刘稹就无所作为了。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和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说明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历代皇上许可他们传位子孙，世袭节度使，已经成为惯例，和昭义不同。现在，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也向这两个藩镇的将士转达皇上的旨意，在平定昭义的叛乱后，朝廷将给予将士优厚的官爵和赏赐。如果成德和魏博听从朝廷的命令，不从旁阻挠官军的行动，那么，刘稹肯定会被官军擒获！”武宗大喜，说：“我和德裕意见一致，以后保证不后悔。”于是，决心讨伐刘稹，百官再有人上言劝阻，武宗不再听取。
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张仲武诏，以“回鹘余烬未灭，塞上多虞，专委卿御侮。”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武宗命李德裕起草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的诏令，大略说：“昭义和你们两镇的情况不同，你们不必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而和刘稹相互勾结，互相依存。只要在讨伐刘稹时卓立战功，朝廷自然承认你们两镇的现状，允许传位于子孙。”丁丑（十九日），武宗上朝时，称赞李德裕起草的诏令切中要害，说：“就应当这样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接着，又命德裕起草给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诏令，说：“回鹘的残余还没有消灭干净，北方边境不免遭受侵扰。现在，朝廷委任你专门防备。”王元逵、何弘敬二人接到朝廷诏令后，都恐惧惊慌，表示听从。
解朝政至上党，刘稹见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诏。”朝政欲突入，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蹑帘而立，朝政恐有他变，遽走出。稹赠直数千缗，复遣牙将梁叔文入谢。薛士干入境，俱不问从谏之疾，直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谊等乃大出军，至龙泉驿迎候敕使，请用河朔事体；又见监军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违。于是将吏扶稹出见士众，发丧。干干竟不得入牙门，稹亦不受敕命。谊，兖州人也。解朝政复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梁叔文。
朝廷派宦官解朝政出使昭义，抵达昭义的治所上党后，刘稹会见解朝政，说：“相公刘从谏病重，无法出来接诏。”解朝政想乘其不备，突然冲进去，看看刘从谏到底病情如何，忽然发现昭义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踩着门帘站在门口。解朝政恐怕有什么变故，急忙走出。随后，刘稹赠送解朝政钱几千缗，又派牙将梁叔文向朝廷拜谢。供奉官薛士干抵达昭义境内后，从不询问刘从谏的病情如何，好象他已经知道刘从谏死去的样子。昭义都押牙郭谊得知后，出动大批人马，前往龙泉驿迎接薛士干，请他向朝廷上奏，按照河朔藩镇的惯例，任命刘稹为昭义的留后。郭谊又去见昭义的监军崔士康，向他表明同样的意图。崔士康性情怯懦，不敢违抗。于是，昭义节度使府的部将和官吏扶刘稹出来，与将士见面，公开为刘从谏治丧。薛士干最后竟然未能进入昭义节度使的衙门，刘稹也不接受朝廷命他赴京城另有任命的敕令。郭谊是兖州人。解朝政回到京城后，向武宗报告出使昭义的经过。武宗大怒，下令用刑仗责打，然后，发配守护恭陵；同时下令拘捕昭义的使者姜、梁叔文。
辛巳，始为从谏辍朝，赠太傅，诏刘稹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令以书谕稹，稹不从。丁亥，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兴之子也。
辛巳（二十三日），唐武宗下令停止上朝，为刘从谏去世哀悼，追封刘从谏为太子太傅，同时下诏，命刘稹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洛阳。武宗又召见刘从素，命他写信给儿子刘稹，劝他执行朝廷的诏令。刘稹拒不服从。丁亥（二十九日），武宗任命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王茂元是王栖曜的儿子；王宰是王智兴的儿子。
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今才二十余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虽尽节效顺，说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系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
黄州刺史杜牧向宰相李德裕上书，说：“我曾经询问淮西的大将董重质，为什么淮西只有三个州的兵力，当年官军四面围攻四年却不能攻克。董重质认为，主要是因为朝廷征发各个藩镇的兵力太杂，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兵力人数较少，不能独挡一面，因而，必须依附于当地的藩镇军队。这样，官军各支兵马势单力弱，众心不齐，就经常招致失败。所以，在最初交战的两年中，淮西出战必胜，主要是杀伤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两年以后，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人数减少，淮西只与陈许、河阳两个藩镇的军队作战，即使李不能率唐州兵乘虚攻取淮西的治所蔡州，淮西的兵力也难于继续和官军抗衡。当时，如果朝廷命令鄂州、寿州、唐州不用出兵，仅仅防守州境；只用陈许、郑滑两个藩镇的全部兵力攻打淮西，同时，命宣州、润州的弓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