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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赵充国上书请求屯田说：“我率领的将士、马牛食用的粮食、草料须大范围地从各处征调，羌乱长久不能解除，则徭役不会止息，又恐发生其他变故，为陛下增加忧虑，确实不是朝廷克敌制胜的上策。况且，对羌人之叛，用智谋瓦解较易，用武力镇压则较难，所以我认为进攻不是上策！据估计，从临羌向东至浩，羌人旧有的私田和公田，民众没有开垦的荒地，约有二千顷以上，其间驿站多数颓坏。我以前曾派士卒入山，砍伐林木六万余株，存于湟水之滨。我建议：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别屯驻在要害地区，待到河水解冻，木材顺流而下，正好用来修缮乡亭，疏浚沟渠，在湟以西建造桥梁七十座，使至鲜水一带的道路畅通。明年春耕时，每名屯田兵卒分给三十亩土地；到四月草木长出后，征调郡属骑兵和属国胡人骑兵各一千，到草地为屯田者充当警卫。屯田收获的粮食，运入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大量费用。现在大司农运来的粮食，足够一万人一年所食，谨呈上屯田区划及需用器具清册。”
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
汉宣帝下诏询问赵充国说：“如按照将军的计划，羌人叛乱当何时可以剿灭？战事当何时能够结束？仔细研究出最佳方案，再次上奏！”
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先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隍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诏采择！”
赵充国上奏说：“我听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不受什么损失就能取得胜利，所以重视谋略，轻视拚杀。《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并非高手中的高手，所以应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蛮夷外族的习俗虽与我们礼义之邦有所不同，但希望能躲避危害，争取有利，爱护亲属，惧怕死亡，则与我们一样。现在，羌人丧失了他们肥美的土地和茂盛的牧草，逃到遥远的荒山野地，为自己的寄身之地而发愁，骨肉离心，人人都产生了背叛之念。而此时陛下班师罢兵，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利用地利，等待战胜羌人的机会。羌人虽未立即剿灭，然可望于一年之内结束战事。羌人已在迅速瓦解之中，前后共有一万七百余人投降，接受我方劝告，回去说服自己的同伴不再与朝廷为敌的共有七十批，这些人恰是瓦解羌人的工具。我谨归纳了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项有益之处：九位步兵指挥官和万名官兵留此屯田，进行战备，耕田积粮，威德并行，此其一。因屯田而排斥羌人，不让他们回到肥沃的土地上去，使其部众贫困破败，以促成羌人相互背叛的趋势，此其二。居民得以一同耕作，不破坏农业，此其三。骑兵，包括战马一个月的食用，能够屯田士兵维持一年，撤除骑兵可节省大量费用，此其四。春天来临，调集士卒，顺黄河和湟水将粮食运到临羌，向羌人显示威力，这是后世御敌的资本，此其五。农闲时，将以前砍伐的木材运来，修缮驿站，将物资输入金城，此其六。如果现在出兵，冒险而无必胜把握；暂不出兵，则使叛逆羌人流窜于风寒之地，遭受霜露、瘟疫、冻伤的灾患，我们则坐着得到必胜的机会，此其七。可以避免遭遇险阻、深入追击和将士死伤的损害，此其八。对内不使朝廷的崐威严受到损害，对外不给羌人以可乘之机，此其九。又不会惊动黄河南岸大部落而产生新的事变，增加陛下之忧，此其十。修建隍中的桥梁，使至鲜水的道路畅通，以控制西域，扬威千里之外，使军队从此经过如同经过自家的床头一般容易，此其十一。大费用既已节省，便可不征发徭役，以防止出现预想不到的变故，此其十二。留兵屯田可得此十二项便利，出兵攻击则失此十二项便利，请陛下英明抉择！”
上复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孰计复奏！”
汉宣帝再次回复说：“你说可望于一年之中结束战事，是说今年冬季吗？还是何时？难道你不考虑羌人听说我们撤除骑兵，会集结精锐，攻袭骚扰屯田兵卒和道路上的守军，再次杀掠百姓，我们将用什么来制止？将军深入思考后再次上奏。”
充国复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畔还者不绝。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数千人，虏数以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骑兵虽罢，虏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亦不敢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以自损，非所以示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更发也。臣愚以为不便。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赵充国再次上奏说：“我听说，军事行动以谋略为根本，所以多算胜于少算。先零羌之精兵，如今剩下不过七八千人，丧失了原有的土地，分散于远离家乡的地区，挨饿受冻，不断有人叛逃回家。我认为他们崩溃败亡的时间可望以日月计算，最远在明年春天，所以说可望于一年中结束战事。我看到，北部边疆自敦煌直到辽东，共一万一千五百多里，守卫边塞的官吏和戍卒有数千人，敌人多次以大兵攻击，都不能取胜。现在即使撤除骑兵，而羌人见有屯田戍卫的精兵万人，且从现在开始，到三月底，羌人马匹瘦弱，必不敢将妻子儿女丢在其他部族，远涉山河前来侵扰；也不敢将其家属送还家乡。这正是我预计他们必将就地瓦解，不战自破而制定的策略。至于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掳掠，偶尔杀伤百姓，原本就无法立刻禁绝。我听说，打仗如无必胜的把握，就不能轻易与敌人交手；进攻如无必取的把握，就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如果发兵出击，即使不能灭亡先零，但能禁绝羌人小规模的侵扰活动，则可以出兵。如果今天同样不能禁绝，却放弃坐而取胜的机会，采取危险的行动，到底得不到好处，还白白使自己内部疲惫、破败，贬低国家威严而损害自己，不能这样对付蛮夷外族。再者大兵一出，返回时便不可再留，而湟中又不能无人戍守，如果这样，则徭役又将兴起，我认为实无益处。我自己思量，如果尊奉陛下的诏令出塞，率兵远袭羌人，用尽天子的精兵，将车马、甲胄散落在山野之中，即使立不下尺寸之功，也能苟且避免嫌疑，过后还能不负责任，不受指责。然而，这些个人的好处却是对陛下的不忠，不是明主和国家之福！”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必可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以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每次上奏，汉宣帝都给公卿大臣讨论研究。开始，认为赵充国意见正确的人为十分之三，后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更增至十分之八。汉宣帝诘问开始不同意赵充国意见的人为什么改变观点，这些人都叩首承认自己原来的意见不对。丞相魏相说：“我对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不了解，后将军赵充国曾多次崐筹划军事方略，他的意见通常都很正确，我担保他的计划一定行得通。”于是汉宣帝回复赵充国，嘉勉并采纳了赵充国的计划，又因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多次建议进兵攻击，所以也同时批准，下诏命两将军与中郎将赵率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