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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戊寅、678）
三年（戊寅，公元678年）
＇1＇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1＇春季，正月，辛酉（初四），唐朝百官及蛮夷首领朝见天后武则天于光顺门。
＇2＇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
＇2＇刘仁轨镇守洮河，每次上书向唐高宗提出什么要求，多被李敬玄压制，因此对他怀恨。刘仁轨明知道李敬玄并无将帅的才能，为了陷害他，便上奏说：“西边的镇守任务，非李敬玄不能胜任。”李敬玄对此一再推辞。唐高宗对他说：“刘仁轨如果需要朕，朕也亲自去，你怎么能推辞呢！”丙子（十九日）任命李敬玄接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并任检校鄯州都督。又命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支援他。李孝逸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
癸未，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癸未（二十六日），唐朝派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别往河南、河北招募勇士，不论平民还是官员都可应募。
＇3＇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来年元为通乾。
＇3＇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二日），唐朝大赦天下罪人，改明年年号为通乾。
＇4＇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宫。丙寅，山中雨，大寒，从兵有冻死者。
＇4＇五月，壬戌（初七），唐高宗到达九成宫。丙寅（十一日），山中下雨，天气寒冷，随从的士兵有人被冻死。
＇5＇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支。
＇5＇秋季，七月，李敬玄上奏唐高宗说，在龙支打败吐蕃。
＇6＇上初即位，不忍观《破陈乐》，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韦万石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上从之。
＇6＇唐高宗初即位时，没耐心观看歌舞《破阵乐》，下令撤除。辛酉（初七），太常少卿韦万石上奏说：“久不演唱，《破阵乐》恐怕要失传。请求今后遇到大宴会时恢复演唱。”唐高宗听从他的意见。
＇7＇九月，辛酉，车驾还京师。
＇7＇九月，辛酉（初七），唐高宗返回京师长安。
＇8＇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癸亥，文薨。
＇8＇唐高宗将要发兵讨伐新罗，侍中张文卧病在家，得知后便自己坐轿入宫晋见唐高宗，规劝说：“现在吐蕃侵扰，正发兵向西讨伐；新罗虽说不驯服，但还未曾侵犯边境，如果又发兵东征，我恐怕官府和百姓都难于承受这种负担。”唐高宗于是停止发兵东征。癸亥（初九日），张文去世。
＇9＇丙寅，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虏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
＇9＇丙寅（十二日），李敬玄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领论钦陵交战于青海之上，打了败仗，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被吐蕃俘虏。当时刘审礼正率前军深入敌境，驻扎在濠所，被吐蕃攻击，李敬玄畏惧，不敢前去救援。听说刘审礼战败被俘，他又狼狈后撤，驻扎在承风岭，利用泥沟自我防卫，吐蕃屯兵高岗，居高临下向他施加压力。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间率领敢死队五百人袭击吐蕃军营，吐蕃军溃散，他们的将领跋地设领兵逃走，李敬玄于是收集残余士兵返回鄯州。
审礼诸子自缚诣阙，请入吐蕃赎其父，敕听次子易从诣吐蕃省之。比至，审礼已病卒，易从昼夜号哭不绝声；吐蕃哀之，还其尸，易从徒跣负之以归。
刘审礼的几个儿子自己捆绑着来到皇宫门前，请求赴吐蕃赎回他们的父亲。唐高宗准许他的次子刘易从去吐蕃探望。等到他抵达吐蕃时，刘审礼已病死。刘易从日夜不停地痛哭；吐蕃人同情他，交还他父亲的遗体。刘易从背着父亲遗体，赤足步行而归。
上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
唐高宗嘉奖黑齿常之的功劳，提升他为左武卫将军，充任河源军副使。
李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之赤岭。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为之数年不犯边。师德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兼知营田事。
李敬玄西征时，监察御史原武人娄师德在朝廷招募勇士时应募从军。西征失败，唐高宗命令娄师德收集被打散的兵卒，军力又得以恢复，于是又命令他出使吐蕃。吐蕃将领论赞婆在赤岭迎接他。他向论赞婆传达唐高宗的旨意，指明利害关系，论赞婆很高兴，为此好几年没有侵扰唐朝边境。娄师德升任殿中侍御史，充任河源军司马，兼管屯田事宜。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
唐高宗认为与吐蕃的关系是可忧虑的事情，于是召集全部身边的大臣讨论对策，有人想用和亲的办法求取和平，使百姓得到休息；有人想加强守备，待公私都富足时再讨伐；有人想马上发兵讨伐。讨论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只好赐给大家一顿饭吃，然后让他们散去。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太学生宋城人魏元忠给唐高宗上密封的奏章，献防御吐蕃的计策，认为：“治理国家，关键在文和武两个方面。现今讲文的人只以言词华丽为首要，而不涉及筹划治理国家大事；讲武的人只以骑马射箭为先，而不涉及计谋策略。这对国家的治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著《辩亡论》，总结孙吴兴亡的原因，但挽救不了他自己在河桥的败亡；楚国大夫养由基有射穿七层甲片的勇力，也不能避免楚军在鄢陵之战中失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古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人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政事却有治理得好和坏；兵士无所谓强与弱，将领却有聪明和笨拙。’所以选择将领应当以谋赂为根本，勇力为次要。现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录用将门子弟和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的家属。他们都是平庸的人，怎么能担当军事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都出身贫贱而建立特殊功勋，未曾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武将。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使早诛仁贵等，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赏功罚罪，是军队和国家最迫切的事务，假如有功不奖赏，有罪不处罚，虽尧、舜再生也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人们都议论说：‘近来征伐，颁赏的等级、标准有名无实。’这大概由于才识短小的官吏不识大体，只吝惜授给功勋，恐怕仓库空虚。而不知道将士不舍命效劳损失有多大？百姓地位虽卑微，但也是欺骗不了的。怎么能靠发布没有信用的法令，规定不能兑现的颁赏条例，就指望他们奋勇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伐辽东，李世攻破平壤，赏赐就不再实行，有功劳的人得不到提升，没有听说斩一名掌管记功颁赏的台郎、令史，以向有功劳的人表示歉意。大非川的失败，薛仁贵、郭待封等没有处以重刑，假使早处死薛仁贵等，则其余诸将后来怎么还敢失利呢！我恐怕吐蕃的平定，并非短期内能指望实现的。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还有，出兵时重要的一条，全仰仗马力。我请求废除养马的禁令，使百姓都能够养马；若官军大规模行动，即委托州县长官用官钱加价购买，则马就全都成为国家所有了。胡人本来依赖马力逞强，如果允许民间买马饲养，便是减弱他们的有利条件，进而变为我们的有利条件了。”原来唐朝禁止百姓养马，所以魏元忠上奏时提到它。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