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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得以解决的问题是；究竟谁该负起最大的责任。是否新成立的教会；现在已承接了宣教的召命而当负起更大的责任；母会则只是暂时予以支持 或许这会是一种自然的发展。现在单仅是彼此同工；但有一日；新成立的教会能够单独完成主的使命。长远来说；新教会是必须而且能够独力工作的。来自其它不同文化背景的宣教士；总被认为是外国人；并不属於当地的是教会。新教会必须逐渐负起全部宣教的责任；他们必须为主作见证；有时可能会遭受反对和逼迫；但他们仍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向当地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将这个担子逐渐转移给当地的教会；是有好处的；然而这种转移并不表示任何地位上的改变。 我们决不能把神的工作视为一种脱争。当两个教会分工合作时；不能说谁是谁的手下；或是谁比谁重耍；因为两者本来就是一体；母会不当自以为是前驱；新教会也不当自以为实际的工作都是她做的；以致认为她的职责最重要。两者都当以更高超的眼光来看这件工作；即是合一的；是大公的；他们彼此同工；都是在事奉同一位主；同一位王。一九三八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世界宣教大会中；早已有人提出母会与分会合作的重要；例如；关於中国的教会；有人说：西教会「要承认中国教会是主要负责的一方；对於中国教会来说；传福音的责任已经转移了给他们；对於宣教圣工作的职责；也当由中国教会来完成。」同一份报告接着又说：「现在资深的教会；真正能够逐渐与资浅的教会密切合作；推行宣教圣工。」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有几个因素仍会拦阻或破坏这种真诚的合作。
第一是金钱的问题。刚成立的教会通常在经济上是不很富裕的。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於不足应付教会本身的工作；所以就更不能支持宣教圣工的发展。宣教工作通常需要雇用全l时间的工人；建造或租用办公的地方；推广文字圣工；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其它各方面的服务。刚成立的教会；不能负担这些费用；所以须向西方差会申请支助。这种经济状况；很容易造成多种难处。
例如；在使用向差会申请得来的金钱方面；分会可能不大节俭；也可能使用不大得当。母会可能会要求查帐；看看他们怎样用钱。新教会这种经济上的依赖； 不期然就会使他们产生一种附属感。母会确是占了点优势；因为可以拒绝在金钱上给予新教会更大的支持。如果分会不能在经济上自立；仍须向母会要求经济上的支助；那麼就极难叫双方建立一种平衡而合作的关系。
这个难处几乎是不可能解除的。最好的方法是帮助本地的教会在经济方面逐渐增长而自立。戴维斯 （ Merle Davis ） 在他的「旧根基上的新建筑」一书中；曾详细讨论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分会在经济上依赖母会；常会令她有一种低微的感觉；因而削弱它的能力。所以；宣教圣工还需包括对新教会给予经济方面的教导；如农业方面的教导；又如按当地的需要；设立学校。此外；也可帮助他们全面重建乡村 （当然这也包指那些住在同一处乡村的非基督徒）。当地教会在经济上不断增长之后；他们也会觉得在灵性方面已较前刚强；就会开始承担从前不敢承担的工作。戴维斯所说的很是合理；我们非常同意。他讨论的题目；涉及所谓整全的宣教方式；是我们在前面提过的。我们这里将要讨论的；并不是宣教的方法；而是怎样去装备那些在宣教工场中成立的新教会。教会需要经济方面的支助；以便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的召命。我们不必在此讨论；母会应当在何种程度上提供指导 如果母会能够让其它组织或机构来做这些工作；无疑会更好；因为教会的召命；主要并不是针对这方面的工作；可是在某些情形下；母会或差会是不能不给予帮助的。
第二个解决的方法；是要尽快安排分会参与宣教工作；以致可以有不受新的义务工人出来为主作见证。
我们不必使用领薪的传道人去做宣教的工作；相反却应当鼓励全会众一起为主作工。我们不必使用昂贵的办公地方；或其它辅助的东西。教会的信徒只需参加一个简单的圣经课程；就能参与传扬福音。这裏我们要看看今天教会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在船教工场中令人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在前面讨论到宣教的方式时；曾提到几点；现在则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所遭遇的最大难处；其因由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宣教士习惯的做法；总是一开始就急忙找个助手 ― 一个传道人；这个人是从当地人中选出来的；他在宣教基金的支助下接受一定的神学训练。他的工作是；循著宣教上的指导；在当地接触未信的人；并要到各处传杨福音。如果工作扩大了；传道人的数目就要相应增加。这些单纯的传道人；所做的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要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面对各样攻击；同时将福音传开。
因此；宣教工作在许多地方；都是一项需要大量金钱来支持的庞大工作。这些钱是用来支付传道人的新酬；文字工作；办学与开设医院的开治等。如果差会能够不断支持这些工作；或学校医院等获得政府津贴；工作就可持续顺利进行。可是；这种系统；从一开头就隐伏着危险。在许多国家中；对於参与宗教工作的人的领薪制度；都是一无所知的。协助宣教士的传道人；接受西方教会的薪酬；常会引起人们怀疑这些传道人的真正动机；恐防西教士宣教的动机包含了政治的意味。对这种系统的攻击；在宣教工作逐渐转移到当地新教会手上的时候；尤为激烈；后者不能在经济方面负起这项庞大的工作；他们无法支付传道人；教师；医生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薪金。即使他们的学校与医院得到政津贴；他们仍然无法继续这些工作。除非继续有母会的资助；否则就得削减这些工作；或只集中重要的几方面；但继续支助或削减工作；都同样遭到严厉反对。
难怪近来有许多人都提出疑问；宣教工作是否一开始就已走错了方向。在宣教工场中依靠当地受薪的传道人来工作；岂不是在原则上就有了错误 当日发薪雇用助手；岂不是造成今日困难的原因吗 如果我们当日没有这样做；今天的圣工岂不是更能展开吗 这些问题很自然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今天是否可以重新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宣教圣工 当怎样改变方向 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困境；事实上是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宣教圣工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时候；在西方的教会中；却很少有人肯自发地去为主作见证；传福音。当时的西方教会；对宣教工作的困难早已习以为常；但却l忘认了基t督徒生命的特性；是要忠诚实热心地传扬福音；将喜乐平安的信息传给别人。保罗书信中所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的教训；早已被人遗忘了。我们自己既然没有主动自发地去传福音；我们当然也不会唤起或期望别人主动地去传扬福音。
我们本当盼望信徒的生命与生活；能够成为他们对邻居活的见证；可是；我们却是盼望透过受薪的福音工人；在我们的监笃督工作；使当地的教会得以扩展。
然而；当时的宣教工作；并不全是如此；早已有人在使用新的宣教方式。当宣教工作在韩国开展时；著名的宣教士倪维思 （Nevus） 特别郑重地指出；福音的伸展；主要是要靠平信徒自发所做的传福音工作。这些平信徒参加固定的圣经班；而在实际的福音工作上接受意见和帮助。但他们所作的工；必须是出於甘心乐意和顺服的。倪维思的第二个论点是；宣教工作的架构必须是越简单越好；我们不需有花费大量金钱建筑的学校和教堂；教会中的会友必须自己提供聚会的地方。差会必须注意；不能扮演有求必应的圣诞老人。反之；却要不断提醒信徒自我牺牲奉献。惟有如此；那个独立的教会才会增长；而且在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宣教异象。倪氏的准则在韩国证明是正确的。宣教工作最初於一八八四年在韩国开展；在一八九四年；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有二百三十六名；到了一九0九年；人数已增加至二万六千人；今天南韩是远东基督徒人数在人口比例上最多的国家。
艾容诺 （ Roland Allen ） 也有类似的建议。他说；宣教士时常低估那些刚悔改的外邦人的热诚；没有期望他们自发地协助宣教的工作。我们过份重视那些受薪的工人；因而完全脱离了保罗所指示我们的宣教方式。保罗没有金钱支付同工的薪酬；他完全依赖甘心乐意奉献的同工；正因如此；他的工作大大蒙福。宣教的工人；今天已变为一种专业的阶层； 宣教工作也成为一种职业；他们从差会领受薪金；却完全忘记了要自发地宣扬主耶稣的名字。
为要指出教会自动发展的潜力；艾氏以两个宣教圣工的例子来作比较。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间；英国圣公会的宣教差会有一千二百卅三名宣教士；有一万五千一百八十五名从宣教工场招募的工作人员。在今年年初；各个宣教工场共有六十万以上的基督徒。一年之内有三万多名初信的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即按平均来说；每个受薪的宣教工人；还没有带领到两个人归主；这甚至已包活了那六十万的平信徒并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信主的假定。艾氏的另一个例子；是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群岛；那裏在一八七0年将所有宣教士都驱逐出境；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才再准许他们入境。在这二十五年中；岛上并没有一个受薪的宣教士；然而基督徒的数目却增加了十倍。我们通常都过份高估妥薪和受过训练的工人所作的工；却忽视了普通信徒的潜在能力。因为我们对他们没有甚麼期望；因此也不策励他们；又不把工作分配给他们；这样他们当然就不去领人归主了。
以上的两个例子无疑是很突出的。两者在某些方面是与其它宣教工场的实际悄况非常吻合的。印度常有大型的群众运动；有的会有许多人同时信主并同时接受洗礼。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带领群众归主的运动；通常是在偏僻的地区；由普通信徒带动而产生的；而在那些宣教工作非常兴旺的区域；却从来未有这种运动发生。宣教的活动因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