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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自决性；因之宣教工作的进展就会受到阻拦。罗马天主教的宣教学者认为；宣教士顽固地保持欧洲文化的习俗；是宣教工作失败；甚至终於消沉的主要原因。
陶约翰 （Johann Thauren） 将适应分为六类。第一类完全是外表的适应；包括衣饰；服装；或礼貎等。这种适应主要显然是外国宣教士的适应。
陶氏提到的第二类适应；是语言方面的。这一类也只是外来宣教士所需要适应的；因他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
第三类是美学方面的。这方面关系到教堂建筑的形式；装饰与仪节等的适应。对於这方面的适应；罗马天主教比基督教更为重视。罗马天主教极重视教堂的外形建筑；也特别注重圣坛；圣像；墙饰等的美观；认为这些都能引能信徒的审美眼光和创造力。
第四种适应特别重要；因为这是有关社会及法律制裁方面的适应；也就是说；关於社会风俗；婚姻制度；多妻制；或妆奁等；以及法律制度；陶氏认为宣教士应当在这些方面尽可能适应。甚至於加入某种秘密会社的入会礼；他认为也当尽保能保存；虽然按照圣经的教训；这是应当废除的；因为其中含有异教的性质。至於割礼；也是如此；可以视为一种民间的习俗；而不必视为一种宗教的礼仪。
第五种是学术方面的适应。教会应当采用当地人已有的哲学著作和宗教诗歌；只要它们是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品质。
最后一种；陶氏称之为宗教与道德方面的适应。他认为；对於祈祷的态度或是宗教的节日等可以借用当地原有的风俗。
或许我们会问；那种风俗可以采用；那种风俗不可以采用 陶氏的答覆是：有些风俗明显是与基督教的真理相反的；如偶像崇拜；巫术交鬼等；这些就绝对不可能采用。其他方面；如端庄的衣饰；是尚好风俗；当然可以采用。纯粹来自民间的风俗；如种种礼貎；行为等等；当然是应当采用的。有些风俗；虽然本身是无害的；但由於异教的影响；渗入了迷信的成份；如印度的阶级制度。还有一些风俗；本来并无好坏之分；但却与教会应守的礼仪规则有冲突；如在聚会时带帽的风俗。这后面两种：即含有迷信成份的；或是本无好坏之分；但不合教会礼仪的；就很难决定是否应当采用。罗马天主教常跟从教会领导层的指示；假使教会领导层认为某些风俗并无宗教的含意；只是民间的礼节；那麼宣教士就可加以采用。在日本；天主教的宣教士；比基督教的宣教士；易於决定是否参加日本神道庙宇的各种活动。宣教士只要听从教会上级的宣布便知所决定；因为他们认为； 日本的神道教与崇拜祖先并无关连；而只是一种健康的民族意识的表现。日本的基督教宣教士；对这个问题却抱着非常保留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大肯定；当地的基督徒是否对神道教有同样的想法。
如果我们详细查究这个适应的问题；就会发现；天主教的观点与基督教的观点；有许多基本上的分别。最大的分别；是基於两者对外邦宗教的判断不同。天主教认为；自然与恩典有极大的区别；他们假定；有自然的范围之内；外邦人有很多可取之处；外邦人也能藉着自然而得以认识神；虽然这种知识并不完全；但也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天主教因为这种对神自然的认识的理论；就容易接受外邦的风俗习惯；甚至於欣赏外邦人的宗教著作；并找到外邦宗教礼仪的价值。
改革宗的观点；是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和思想；在各方面都受到罪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多个外邦宗教视为多个复杂的个体；包含着任何有价值的知识。反之；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力辖制人生的体系；是多个完全不能分割的结构；因为每一种元素都是相关而联於整个系统的。改革宗与天主教对外邦宗不同的看法；决定了两者对整个适应问题的不同看法。
我们不会轻易地说；所谓『纯粹外在的』风俗完全与外邦宗教没有关连。整个文化在各方面的表达；正构成一个整体；其中各种风俗习惯互有关连；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宗教；因此；我们无法在外邦宗教之中；明显区别出有价值和没有价值的质素。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两个因素；以致不会走进极端。首先；我们必须记得；人虽然叛逆了神而堕落；因而思想行为都变得败坏；但因神的普通恩典；人并没有完全败坏；以致外邦国家；也并没有彻底退化；他们没有完全背叛神；或完全逃避神；在不同方面；总会受到某些限制。我们总会看到；因神的保守；人类才不会堕落到极端的地步。人仍然有良心；即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中所提到的。在道德；法律及其他范畴中；我们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价值观。我们在宣教工场中所接触到的文化；虽然从某一方面看来是一个整体；但仍然是有漏洞的；因为人虽然犯了罪；但还未完全被定罪；神未尝不为世人留下见证。
因此；我们在宣教工场中；决下能持守一种全无弹性的理论而张狂跋扈。我们总要张开眼睛来察看神怜悯的行动；以及祂每日在这世界所行的大事。我们对外邦宗教的看法原则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却已有所改变。
第二方面；我们接触的宗教；都已有数百年历史；现在正落在衰退的光景之中。许多风俗习惯；原以外邦宗教的观念为基础；现在却已逐渐变得世俗化；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有些礼节；起初的时候是尊敬一位神圣的统治者的表现；是一种宗教崇敬的形式；现在却变为一种民间礼节；真正的意义早已不为人知。其他如衣着的风俗；是与巫术或迷信有关的；但今天早已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有些埋葬死人的礼节；甚至於在西方；本来是困为对死人的恐惧而设的；现在早已成为一种传统风俗；因此；一种民族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整礼；而其中每种元素的意义是由宗教所决定的；但从今天实际的情况来看；许多风俗早已不再与文化连在一起；而且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必再追溯这些风俗原来的意义；因为一般人虽仍守着这些风俗；却早已不再理会它们原有的含意。
所以；从实际的情况看来；对於某一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改革宗观点较为温和的看法；然而我们仍须非常谨慎；因为许多时候；这些风俗原有的异教背景虽已消退；却仍可能在当地社会的思想和生活上；有根深蒂固的不良影响。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准则：我们应当判断当地的风俗习惯；尚保留着多少异教的成份；这些习惯是否明显属於异教的范畴 有些风俗至今仍保持着异教的质素；因此必须完全弃绝。有些风俗并没有浓厚的异教含意；虽然从人的情感看来仍有宗教色彩；但却已变一种社会制度；这些就不必完全弃绝。在实际的情况中；这常是很难决断的；然而以某种风俗含有多少异教成份；来冲量是否接纳这种风俗；是有一定果效的。
对於这一个准则；我们还要提出三点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许多外邦人的风俗；通常都包含两种作用：宗教方面与社会方面的作用；然而；在原则上；这两种作用并没有多大分别；因为外邦宗教生活并不是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宗教生活被视为部落或民族整体对於神道的权力的态度表现；每个个人都是社会的宗教羣体的一份子；因此整个部落或民族都与所敬拜的神道关系密切。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也决下能被视为与宗教生活无关的。一个部落或民族；并不难觉察到他们的社会生活是包括在宗教范畴之中；社会生活的重要习惯；不可能完全脱离宗教的基础。
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某些程度的差别。有些风俗完全受着宗教的影响；因之不能把它视为在宗教之外的社会风俗。也有些风俗；其性质完全是属於社会方面的；其中宗教的含意可说是微乎其微。对於后面这一种风俗；在一个刚成立的新教会看来；是绝对可以导行的；因为他们不想完全孤立；断绝与当地人交往。为了避免完全与非基督徒疏离；基督徒可以参力如全国人民都守的收割节或其他类似的活动。基督徒因此就落在进退两难之中；他们如果必须参与社会的活动；就必须与那些拜偶像的人为伍；不然他们就非离开世界不可（林前五10）。
新约中早期教会也曾面对这个问题（林后六14）。保罗警戒哥林多人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甚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 』然而我们也看到；在新约的教会裏；曾有信徒拥有相当显赫的社会地位。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就是个基督徒（罗十六23）。在该撒的家中；也有基督徒（腓四 22）。这些有地位的信徒；每天必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怎样能一方面保持他们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存着清洁的良心；因为他们的职份往往要使他们面对国家与社会上的异教风俗。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职位；却以基督徒的身份留在他们的冈位上；表明他们必须非常谨慎行事；避免突然与社会完全脱节。反之；推雅推喇的教会因行奸淫；并吃祭偶像之物；受到严厉责备。很可能在当时推雅推喇的教会中；有些人在充满罪恶的社会裏仍希望保持他们的地位；维持生意经济上的利益；然而这种行动在那位眼目如火焰的神子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因之；主基督叫他们真心悔改；与那些不信的人有较远的疏离（参看启二18 – 29）。
初期的基督教会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特土良（Tertullian）毫不犹豫地指出；某些职业是基督徒不能接纳的；因为这些职业会直接或间接使他们与异教生活有所接触：『我们也必须审查修辞学教授或教师所面对的问题；这种职业无疑是涉及了各种偶像的崇拜。』他指出；教师因其职位所需要教育青年希腊异教徒的文学。他更说：『商业对於神的仆人是否适合呢 如果撇开贪婪不说；还有甚麼理由要求取盈利呢 假使没有求取盈利的理由；就没有理由要做生意了。』特氏并一一指出种种不适合基督徒的职业；因为这些职业；多多少少都会使基督徒受到异教习俗的试探和引诱。
我们很难在些划清界限。一般说来；新建立的教会；应当不要立刻与非基督徒的羣体完全隔绝。如果实行疏离；或退居到市中不同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