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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薄Ｓ钟蟹ň迥昙洌�1055—1056）校定诸家章钞。其他律学撰述，有燕京奉福寺国师圆融大师澄渊，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详集记》十四卷；思孝撰《近住五戒仪》、《近住八戒仪》、《自誓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都已佚）。思孝博通诸经，据高丽《义天录》所载，他对《华严》、《涅槃》、《法华》、《宝积》、《般若理趣分》、《报恩奉盆》、《八大菩萨曼陀罗》诸经都有注疏和科文，并辑有《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五卷；近世还发现有《法华经普门品三玄圆赞緼E》一卷。此外，在燕京一带，原来有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和五代石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总结性的巨著在流行，影响辽代学僧也欢喜从事于音释的工作。著名的作品有崇仁寺沙门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幽州沙门行均于五台山金河寺所撰《龙龛手镜》（鉴）四卷，都对于辽地经典的写刻校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其独到的成就，这就是契丹藏的雕印和房山石经的续刻。契丹藏的倡刻，乃由于圣宗太平元年（相当宋代乾兴元年，即公元1022年）得着宋刻蜀版大藏经的印本所引起，实含有和宋版竞胜的政治意义。他和宋版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少的写本，特别是《贞元录》入藏诸经，又在形式上行格加密，并改变卷子式为折本。全藏在燕京刻印，共五百七十九帙。因为它刻版始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完成于道宗清宁八年（1062），这一时期辽代已恢复了契丹国号，因而通称此藏为契丹藏。它的印本未传入南地，但曾送到高丽，给丽藏再雕本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另外，涿州房山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始于隋代，以后相继增刻，到了唐末中绝。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并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更施给多额内币，进行大规模的续刻。道宗复于完成《涅槃》、
《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之后，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其底本都和刻本藏经有关，后来大安九、十年间（1093—1094），又有沙门通则和他的弟子善定等，于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募集民间资财，续刻石经四十四帙，约五千片。契丹藏印本现已全部散佚无存，但由于大量续刻石经的遗留，使后代借以考见契丹藏编刻的大概，它的工程和价值，同样值得重视。
辽代的佛教艺术，残存建筑较多。现辽宁、河北、山西诸省都保蹲有一些遗构。比较著名的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系圣宗统和二年（984）再建，天井和勾栏多保留唐代的建筑法式。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殿，圣宗太平五年（1024，一说太平九年即1028）建。大同的下华严寺，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寺中薄伽教藏系重熙七年（1038）建；上华严寺，清宁八年（1062）建；都系辽代的巨型佛教建筑。其他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圣宗开泰九年（1020）建；河北易县开元寺的毗卢殿，天祚乾统五年（1109）建；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建筑。至于佛塔，则有木造和砖造的两类，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传系道宗清宁二年（1056）建，八角六层，高达360尺，为现存木塔之年代最古者。砖塔有内部可以升登和内部闭塞的两型。可登的有内蒙自治区林西白塔子的砖塔（八角七层），河北涿县的云居寺塔等。内部团塞的塔基坛大都有佛龛天盖等浮雕，为全塔精华之所在。二层以上，则有作多檐斗拱式的，如房山云居寺南塔。有不用斗拱的，如北京天宁寺塔。更有一种变形的砖塔，如房山云居寺的北塔。此外，辽代亦曾开凿石窟，现可考的有内蒙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和后昭庙石窟。云岗方面也发现有辽代的石窟。辽代经幢，北方亦有残存，以八角形石柱居多，幢身多刻《尊胜陀罗尼》，或佛传故事，或刻多数小佛像（名千佛经幢）。幢下部是有雕刻的八角或四角的石台，上部冠以八角屋檐形天盖。这些辽代佛教建筑，给继起的金代以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通常都将辽、金两代的佛教建筑视为一系。
金代佛教
金代佛教
金代佛教是指公元1115—1234年间女真族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完颜王朝时代的佛教。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就已有了佛教信仰的流行，这是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迨建国后，它以武力灭辽，又继承了辽代社会盛行佛教的风习。其后南进，占领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攻略黄河流域以至淮水以北的地区，更受到了宋地佛教的影响。因此，佛教在金代有所发展。
金代帝室的崇拜和支持佛教，开始于太宗时期（1123—1137）。传说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天会二年（1124），太宗命僧善祥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同在天会年间，太宗后为佛觉大师海慧在燕京建寺，至熙宗时，命名大延圣寺（以后金世宗时改名大圣安寺，成为金代燕京的名刹）。当时营建塔寺，偏于河北、山西等地，这是和攻占了宋都而加强黄河以北地区的治理经营有关的。但在天会八年（1130），曾经一度禁止私度僧尼，可知那时佛教范围已相当扩大。熙宗时期（1138—1149）金的国境已扩展到淮水以北地带，金王朝的典章制度急速地汉化，对于汉人所信奉的佛教尤其表示尊崇。熙宗巡行燕京，见到名僧海慧（？—1145），就邀他到首都上京（今会宁市），特建大储庆寺，请他做寺主。著名律师悟铢（？—1145）也同受优遇皇统中被任为中都右街僧录。到了世宗继立，是为金代的全盛时期
（1169—1189）开始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保护政策，积极整顿教团，防止僧侣逃避课役，并严禁民间建寺。其间由于财政困难，曾仿照北宋政策，利用佛教教团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公卖度牒，以助军费，但于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行停止，仍持续统制整顿的方针。而世宗自己却喜欢巡游名山古刹，营建塔寺，优遇名僧。他为玄冥顗禅师在燕京建大庆寿寺，又在东京创建清安禅寺。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又特别在清安禅寺别建尼院，增大寺塔。他对各大寺都赐田、施金、特许度僧，表示对佛教的好意支持。章宗时期（1190—1208）继世宗的统制方针，取缔宗教教团的法制更臻完备，严禁私度僧尼，并积极地规定由国家定期定额试经度僧，并限制各级僧人蓄徒的名额。金代试僧制度大体上承袭辽制，而较为严格。对于童僧，一般是以《法华》、《心地观》、《金光明》、《报恩》、《华严》等五部的谈诵为试课，童尼分量减半。又规定僧人度蓄弟子的限额，即长老、太师得度弟子三人，大德度二人，戒僧年满四十以上的度一人，这大概是和一般试经度僧的规定并行的。僧侣的考选规定三年一次，就经律论三部门课试，中选的授为三宗法师，这种考选每次以八十人为限，由朝廷指定官员办理。法师中学行优异的，更由朝廷敕加种种名德称号，如佛觉大师、宣秘大师等。国家又制定僧官制度，但不象辽代那样与闻国政，专事统理管内僧众的威仪律行，及处理教团内部的诉讼事件。僧官最高的住首都，号称国师，其余四京各设僧录、僧正，列郡设都纲，各县设维那，都三年一任。此外，如五台等佛教胜地，则别置僧官，负责庄严名刹。禁僧尼和朝贵来往，要求僧尼随俗拜父母及奉行丧礼等，这充分表现了政府对于佛教僧团各方面的安排。但章宗在位末年因财政困难，又采行公卖度牒、紫衣、师号和寺院名额的措施，遂使政策缺乏一贯性。他自己曾召万松行秀禅师于内廷说法，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各施珍品，并为建普度法会，以表示对佛教的尊崇。章宗以后，金代面临着崛起的蒙古族的威胁，为了筹措军费，空名度牒的发行更滥；到了末期宣宗、哀宗时代，这种倾向更甚，遂使金境佛教教团因滥杂腐化，终于日趋衰退而后已。
总的说来，金代佛教是相当隆盛的。大部分寺院都继承辽代旧习，拥有广大的土地和殷富的资财，这些主要出于帝室的布施，如世宗在位期间，于燕京建大庆寿寺，曾赐沃田二十顷，钱二万贯；重建燕京昊天寺，赐田百顷，特许每年度僧十人；又修建香山寺，改名大永安寺，赐田二千亩，钱二万贯；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后住东京，特为创建清永禅寺，别筑尼院，由内府给营建费三十万，寺成后更施田二百顷，钱百万，寺内僮仆多至四百余人，其富饶可想而知。另一部分辽代旧寺还保留着原来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有二税户制度的遗存（这一制度是辽帝室和权贵将平民户籍隶属寺院，使纳一半赋税供寺院之用）。二税户中，有的已随辽代朝贵阶层的崩溃而得到解放，有的沦为寺院的附属民户，仍为寺院有力的经济基础。到了金代中期，二税户的残余竟成为当时含有政治性的社会问题。经过世宗、章宗两度诏免二税户为民，才全部消灭了这种制度。一般社会对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辽代遗风以邑社的组织形式，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种种法会。如兴中府三学寺的千人邑会，就是专为维持寺众的生活而组织的，规定会员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纳钱二百，米一斗，这不仅以维持寺院经济为目的，还兼有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由于寺院的经济充裕，常以余力来举办各项社会事业，最普遍的是施药和赈饥二事。施药大都就寺内设置药局，以施给贫民，其制创始于清州辨公，后各地寺院相继仿行，很为普遍。赈饥系昭仪军观察判官梁姓倡办，章宗明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