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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略-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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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632)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天宫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顷)与大历初(766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

    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549—623)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

    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682),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696)、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中道宣(596—667)继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569—635)的相部宗、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净(635—713)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矨E《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道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640)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668)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838)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其后宗密(780—841)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

    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702),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密宗。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543)。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645)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著了《观经疏》,在教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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