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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我？”我问，“你去不是比较合适吗？”
“我不认识这个男孩，”校长条理分明地说，“而且在去年二年级学生的个人表格中，我注意到你是他最喜欢的老师。”
我在风雪中行驶，沿着颠簸的峡谷小路到伊凡斯区，一路想着这个男孩，克里夫·伊凡斯。我是他最喜欢的老师？！那么，为什么两年内他对我说不到两句话呢？我可以用我心里的眼睛记得，他在我下午的文学课中一直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他独来独往。
“克里夫·伊凡斯，”我对自己咕哝着，“一个从不笑的孩子。我从没看见他笑过一次。”
这大农场的厨房既干净又温暖，我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个消息。伊凡斯太太慌乱地拿了把椅子过来：“他从没说他哪儿不舒服。”
他的继父鄙夷地说：“从我搬到这儿来之后，他就什么话也没说。”
伊凡斯太太起身，把一只平底锅推进炉子后面，开始解开围裙。
“撑着点，”她的丈夫吼着，“在我到镇里去前我得吃早餐，反正现在做什么也干事无补。如果克里夫没这么蠢，他会告诉我们他不舒服。”
学校下课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我面前的各种记录发呆。我即将要封存这个男孩的档案，并在学校报纸上写下他死亡的新闻。几乎空白的稿纸似乎在嘲笑我的努力。
“克里夫·伊凡斯，白人，并没有受到继父合理的养育，有5个兄弟和姊妹。”简略的资料和全是D的成绩单是这些记录提供的所有内容。
克里夫·伊凡斯静静地走进学校大门，在傍晚又静静地离开，全部的事实就在这里。他从未参加社团，从没加入任何团队游戏，从没到办公室来过。直到目前，我还没听到他做任何一件有趣的、顽皮吵闹的事情，没有人注意过他。
你怎么能将一个男孩归于零呢？但学校的记录多半给我这样的答案。一、二年级老师下的注解写着：“可爱、害羞的孩子；胆小但热心。”然后三年级老师的笔记就对他展开了攻击。有个老师以工整笔迹写道：“克里夫不讲话、不合作，学得很慢。”另一个书呆刑的老师则写——“笨”、“弱智”、“低智商”。他们都对。这男孩的智商到九年级只有83。但在三年级时却是106。一直到七年级分数才低于100以下。即使是胆小、可爱的小孩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毁了他需要时间。
我用力地打字，写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报告，指出教育如何对待克里夫·伊凡斯。我把一份报告重重地摔在校长的桌上，另一份放进令人哀伤的档案柜里，重重地关起档案柜，并在离开办公室大力甩上门。但我并没觉得好过些。有个小男孩仍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一个面容憔悴、穿着旧牛仔裤、单薄的男孩，他睁着大眼睛寻找了很久，终归寂灭。
我可以想象有多少次他被团体排斥，有多少孩子以窃窃私语将他排除。我可以看见那些脸庞，听到那些一再倾泻的声音，“你是笨蛋。你是笨蛋。你什么都不是，克里夫·伊凡斯。”
孩子是易于相信别人的动物，克里夫无疑地相信他们。忽然间我明白了：当克里夫·伊凡斯到最后己一无所有，他就跌在雪地中，离开这世界。医生们可能会把“心脏衰竭”列为死因，但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
（作者佚名）
一次简短的接触
爱是造物的最终法则，而不管自然的爪牙染满了血。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我的朋友查理自己走了进来，关上了后门。他巡视了我的冰箱，拿出一罐百威啤酒，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我面带笑容地看着他。
他的面容让人震惊，像鬼或面对死亡的人一样。他的眼睛镶着黑眼圈，他的头摇来晃去，好像他在跟内心的声音对话一样。最后他一口气喝干啤酒，才将眼睛正视我。
我告诉他，他看来糟透了。他承认，也补充说，他感觉比我说的更糟、更震撼。然后，他把他不平常的故事告诉我。
查理是地方高中的美术老师。他担任那个职位多年，并备受学生爱戴，使同事们都心生羡慕。在这特别的一天似乎有从前的学生来拜访他，在离校四五年后回来，展示她的婚礼戒指、新生的婴儿和她的锦绣前程。
查理停了下来，喝了啤酒。就是这样的，我想，他面对了他自己的死亡。做老师的最能感到时光飞逝，才一眨眼功夫，昨天一个女孩，今天已经是一个母亲。
“不，不是这样，真的。”查理告诉我，“不是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也不是看到鬼。”那是一堂课，他解释道，有关谦逊问题。
来访的人叫安琪拉，早先曾上过5年艺术课程。查理记得她是个安静、单纯的女孩，不爱说话，但总是对友善的提议报以害羞的微笑。
现在她是个有自信心的年轻女子，一个母亲，她已经会挑起话头而不只是回答问题。她胸有成竹地来看她从前的美术老师。在礼貌性的问候后就开始进入主题。
“当我念高中时，”她解释道，“我的继父强暴了我。他打我，晚上还到我床上来。很恐怖，我深深地受到侮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知道。”
“后来，在我念初中时，我的父母在周末出去度假，第一次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计划要自杀。”
“他们在星期四晚上离开，所以整个晚上我都在准备。我做了家庭作业，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妈，收拾好我的所有物品。我买了一卷宽胶带，花了一个小时把外面的门和停车间的窗子从里头封起来。我把钥匙放在我妈车上的内燃机中，把我的玩具熊放在乘客的座位上，然后就上床睡觉。
“我的计划是——照往常一样，星期五到学校去，一样搭巴士回家。我会留在家里等父母的电话，和他们讲话，然后到停车间去点燃引擎。我希望直到星期天下午我父母回家前没人发现我。我宁愿死也要自由。”
安琪拉执行着她的计划，直到第八堂课，查理——她的艺术老师，坐在她隔壁的位子上，看了看她的作品，把一只手臂绕着她的肩。他和她说了些话，倾听她的回答，并轻轻地捏了捏她，又到别的同学那儿去了。
安琪拉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回家，给她的母亲写了第二封迥然不同的信。她把停车间的胶带移开，并把她的玩具熊和其他所有物品打包好。然后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那人立刻来了。她离开了父母的家，再也不回头。她再度生气蓬勃并把它归功于查理。
故事接近了尾声，查理和我聊着有关学校警告老师别碰学生的事，在学校里发展社交只是浪费时间的说法。也有些学生有时会排斥这样的对待，多少次，我们怀疑，我们在学生需要时轻轻拍过他们吗？我们沉默地坐着，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个故事的震撼力和复杂度。这样的对待，在学校、教堂甚至购物中心中都会发生几千次，没什么特别的。像查理这样的成人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这么做。
查理提出了他的解释。安琪拉在上艺术课时已下了决心，如果一个老师都能友善地关心她，有时间停在她身边，和她接触，看着她和倾听她，那么一定有其他人会关心她。
当我摩擦我的手驱走寒冷时，查理把头枕在手上。他看着我，继续说着他新的一课——谦逊。
“南茜，”他非常安详、非常坚决地说：“让我觉得最自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这个事件！”
多年过去了，她回来告诉他，都是他救了她的命。
（南茜·摩尔曼）
哈蒂小姐
人生中最神秘的相遇是在有人认出我们和我们的能力，点亮我们最高潜能的电路时。
——鲁斯提·柏卡斯
我一出生就是个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我想象力错乱的情况被称为“难语症”。得了难语证的孩子学单字学得很快，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理解方式和常人不同。我感觉到我的世界多彩多姿，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单字”，并引申出了相当多奇特的字汇，使得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习能力相当乐观。让我害怕的是，我在一年级时就发现字母比单字显得重要。难语症的小孩把字母前后颠倒，没法像别人一样照正常方式排列它们。所以我的一年级老师说我“学习有困难”。
她把她的观察写下来在暑假前交给了我的二年级教师，以使她在我上课前能够想出针对我的特别教法。我上了二年级，可以知道数学问题的答案，却对得到答案的繁复过程无能为力，而我也发现，繁复的过程比答案重要。这时我对学习过程感到完全无助，变成一个说话结巴的人。因为无法直截了当地说话，无法完成一般的数学题目，也无法适当地拼出字母，我变成了一个祸星。我创造了在每堂课都须坐在最后一排的悲剧，离开老师的视线。万一被叫到了，我就含糊地回答：“我不——不——知——知道。”我的命运在此似乎被注定了。
我的三年级老师在我上三年级前就知道我不会说、不会写、不会读也不会做数学题，所以她对应付我毫不表示乐观。我发现装病可以作为让我顺利毕业的武器。这使我可以把时间花在校医务室那边，而不必待在最后一排；也可以找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理由留在家中或被送回家，我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就是如此的悲剧。
到了五年级我的命运改变了，上天把我放在严师哈蒂小姐的监管之下——她是美国西部最严格的小学老师。她曾经徒步翻越过落基山脉；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对我来说就像熊熊的火焰。她用她的双臂拥着我，说：“他不是学习有困难，他只是与众不同。”
现在人们看待与众不同的孩子的潜能比从前把他们当笨蛋看乐观得多。她说：“我跟你妈谈过，她说�